烩面端上来，冒着热气，一股浓浓的羊肉香味扑面而来，口水从舌头两边一涌而出。

他挑起最上面的一根青菜，吹了吹放进嘴里。  纯正而特别的烩面味由舌头弥漫到整个口腔，又由口腔好似电流一般，瞬间冲向全身每一个方向，每一个部位，每一个细胞，每一个细胞也都瞬间打了一个激灵，抖动着膨胀起来。

他又挑起一根面条，一边吹一边端详。

这烩面拉的，又宽又薄，透明丝丝的。他的头左右摆动，轻轻地吹着碗里的汤，打算嘬一口，好汤才有好烩面。

这时，进来两个人。

老板，两大碗儿烩面，一盘儿豆腐皮儿，两瓶儿啤酒。其中一个大声叫到。

他扭头撒了一眼，发现是他们。

那个点饭的是董仕龙，他的初中同学。他庄儿和他庄儿中间隔了一块儿地，两边的大人们差不多都相互认识。初一的时候，他和董仕龙一班。令他印象深刻的是，董仕龙有一个特异功能。

我的大拇指能和手脖儿挨住，董仕龙说。

真哩？他用怀疑和好奇的目光看着他。

你看。

董仕龙说着就用左手的虎口卡住右手的大拇指往手脖儿那里推。

挨住了吧？

他吃惊地看着。

那个手能不能？他指着董仕龙的左手说。

也能。

董仕龙又用右手的虎口卡住左手的大拇指，轻轻一推，左手的大拇指就和手脖儿并在一起了。

能吧？董仕龙很严肃地翻着眼。

他也试着用一只手的虎口卡住另一只手的大拇指小心翼翼地推，直到推不动。不行，离得远呢，再推就疼了。

你弄不成吧？董仕龙神气又自豪地翻着眼。

我为什么就不能呢？他想，这是特异功能吧？一般人是弄不了的。

这得练，董仕龙说，你练的时间长了，就能挨住了。

练这干什么呢？他想，我吃饱撑的了？

初一上完，再没看到董仕龙去上学。

后来才听说董仕龙跟着他哥去山西了，他哥是个建筑队包工头儿。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们那一片儿好多人都去山西干活儿，大人小孩儿都有。有的去煤矿上拉煤，露天煤矿，按方算钱，多劳多得。虽然辛苦，但只要不怕苦不惜力，就能挣到不少钱。有的是为生计，有的是为盖房娶媳妇儿。有的去了建筑工地，白天晚上不停地干。特别是晚上，其它活儿都停了，就往楼上背砖。他庄有个人挖地基，那年夏天累塌气了，麦都没收成。他老婆一个人带着一个十一岁的孩子把麦收收。那种活儿，想想都让人胆战心寒。

他妈常常平静地对他说，人啊就是这样，有智吃智，无智吃力。

中国的农民虽然世代生活艰辛，却又生生不息，活得朴实明白，那种不苛己责人顺天安命的心态，让他莫名地生出一丝悲凉。

董仕龙不会去背砖，他一定是干很轻拿很多钱的那种活儿。

那年麦子快黄的时候，他听说董仕龙结婚了，取的是窑上的王春丽。

收麦时，他看见董仕龙骑着本田二五摩托，后面坐着王春丽。猩红的摩托在金黄色的麦田映衬下分外醒目，像炙热的田野上燃烧着的一团火苗，火苗上的那个女子妖娆妩媚。他立在等待收割机的人群中，默默地看着他们两个，有点儿羡慕，有点儿嫉妒。他没有过去和他们打招呼，他觉得他和他们中间隔着一条沟壑，他们不会跨过来，他此时也跨不过去。董仕龙已是当地的有钱人，而他还是正在上学趁假期回来收麦的穷学生。在他的心里，二者已经相形见绌了，何必还要去到他们面前自讨没趣呢？

况且王春丽是他的初一同学。王春丽长得好看，小嘴儿，尖下巴，上学时脑后扎着两根小辫儿，腰细屁股大，个子不高，玲珑可爱。美中不足的是她有蒙脸沙，不仔细看看不出来。为此他心中略有遗憾。不过他遗憾不遗憾，与他无关，王春丽不是他的菜，他家穷，人家也不会嫁给他，他就是胡乱想想罢了。

和董仕龙一块儿的那个，他认识，但不知道叫什么，好像叫什么涛。上学时同级不同班，天天见面，虽说彼此都面熟，但只是面熟，从未说过话。八年级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他去上学。后来听说他跟着他爸在镇上租了一间门面房卖豆粕，生意红火。

这两个人，虽然一早辍学，但在家人的扶持下，都小有成就。与身边的同学相比，是最早挣到钱的人，可谓是少年得志，身上自然少不了得志少年的轻狂之气。而他对这样的人总是敬而远之。

1993年他考上了平城师范学院。

毕业后回到家里。那时候的大学毕业生已经不包分配了，想进入体制内，端个铁饭碗，就得托关系走后门儿。

父母东挪西借，又把家里大部分粮食卖了，凑够四千元钱，去镇政府找了人，工作算是有了着落。

父母很满意，但他感觉很憋屈。他被安排在离镇上最远的一个村小学，每月一百五十元的工资，还是乡财政。

三个月后，他离开村小学，进入平城一所民办学校，担任三个班的物理课，月薪一千五。

美国911恐怖袭击发生的那一年，他的民办“增智学校”挂牌成立，学校坐落在平城城郊。

昨天是周五，下午放学后他打车回来给堂弟添箱，他堂弟快结婚了，下月初六的好儿。

第二天吃过早饭，他给父母种的二分多菜地浇浇水，这些时天有点儿旱。

浇完水已将近中午。

我走吧，他对父母说。

晌午了，吃吃饭再走，母亲说。

不了，学校还有好多事哩，走到镇上了吃点儿烩面算了，他笑着说。

你把玉米面弄走点儿，才磨的，父亲说。

上回弄的还没吃完呢，下回吧。

让二孩送送你？

他快结婚了，忙得很，哪有空啊，到镇上也没多远，我走着去。他说着，从包里拿出来一沓钱，红纠纠的。

这两千块钱搁家恁花吧。

我和你爸在家也不动，花啥钱啊？学校花销大，你留着给老师们发工资吧。

没事妈，放心吧，有钱。

当他到镇上时，日头已到头顶，阳光照到脸上，有一种灼热感。再有二十多天就六一了，又该收麦了。

此时正是饭点，街上的人稀稀拉拉的，去平城的过路车还没到。

他低头看了看，刚才走得急，竟忘了擦鞋和裤腿上的泥水了。他弯下腰，弹弹裤腿，拨拉拨拉鞋面上的泥点儿，咕哝了一句，直起身子，轻轻地跺跺鞋，转身进了一家”民族饭店”。

董仕龙还是那腔口，声音是一个人永不改变的符号。

他们点完饭，一前一后向里边走，在最里面坐下。

他的位置在门口儿，背对门口面朝里坐着，和他们俩刚好对面儿，只是距离相对较远。再远能有多远？饭店也就那么一大间。

他想，要是董仕龙认出他叫他，孟建成！他就会装作很吃惊的样子，抬起头来——哟，是董仕龙呀！

他低头吃着面，装作因为很认真地吃饭所以没有看见他们的样子。

哎哎，嗯，那不是孟建成吗？这是董仕龙的声音。

哦，是。那个卖豆粕的发出低低的一声。

近视眼看不见咱。

上学上的，戴着眼镜也看不见。

得有几百度吧，书呆子。

不知道现在是弄啥哩。

弄啥哩，你看看他的鞋上。

接着是两人哧哧的笑。

天越来越热了，头上汗津津的，背上粘乎乎的。他的舌头和口腔已经被汤汁里的各种调料弄得有些麻木。他伸手拿起餐桌上的卷纸，拽了一截儿，擦擦额头，又拽了一截儿，擦擦嘴。

付完钱，他一脚跨出“民族饭店”。

看见去平城的客车从东边驶来。

他边跑边冲着车摆摆手，车缓缓地在路边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