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者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非攻》汤伐桀，武王伐纣都是墨子主张“诛暴君”的例子。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下》
孟子的诛一夫，与墨子的诛暴君的主张是完全不同的。首先，儒家的“诛”是上罚下，“弑”是下犯上。墨家的“诛”则不存在预设的等级，而是指惩暴罚不义。所以“诛暴君”在儒家就是“弑君”的犯上作乱的叛逆，孟子为了弥补这个漏洞，直接就不承认纣是君而是说纣是独夫，如此就不存在“弑君”的罪名，为“诛”提供了等级上的“上罚下”的“合理名分”，由此不难看出，孟子对儒家等级礼制的维护。反过来看墨子的“诛暴君”主张，墨子认为，“诛”不是等级权力的产物，而是平等关系下，正义对不正义的惩罚，举个例子，面对暴徒的见义勇为的行为就是“诛”的体现，在见义勇为中，不存在等级关系，而是基于正义。由此可见，墨子“诛暴君”的主张，并不否定“暴君”的“君”的身份。作为“君”，如果施暴政，理所当然的就要被人人得而诛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