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万象》上读到周成林的《就当童话读吧》，讲1928年到1953年二千五百万苏联斯大林时代的受害者的故事与回忆。上世纪50年代中期，已故俄国作家萨拉莫夫熬过十七年古拉格岁月（他在环境最严酷的科雷马劳改营待了17年，大约有三百万人死于严寒、饥饿、疾病、苦役）。
“我进到一家旧书店，拿着书，站在一家书店的柜台旁，就像端着一盘热乎乎的肉汤……就像端着一杯生命之水。”搭火车回莫斯科，好不容易挤上，在又脏又吵的车厢躺下来，他忘了去听他17来年的梦想——火车汽笛。对他来说，这是生命的象征。他带了干粮，他害怕列车弃他而去。这些是萨拉莫夫自传式短篇《火车》所写的，而他没有提到与妻子相见之后的情形。
作者周成林又提到英国历史学家Orlando Figes的《耳语者：斯大林时代的俄国私生活》，一个儿子去接在古拉格待了18年的母亲。他兴奋地幻想和母亲团聚该有多幸福，他保留了母亲年轻时的一张照片，有棕色的杏仁大眼，还记得她的柔声细语。他接到她到了公寓，当他望着她的眼睛，“她的眼睛又冷又远。她望着我，但她没看到我。她的脸很冷漠，成了石头，她一言不发。”她害怕离开住处，儿子最后把母亲拖到电影院，但进去没几分钟，她就离开了电影院。
索尔仁尼琴初读萨拉莫夫诗选，“我浑身颤抖，仿佛遇到一位兄弟。”他写的《古拉格群岛》，笔下的伊万·杰尼索维奇在古拉格，一天苦役下来，晚上回营房，就想喝碗稀薄菜汤。“那碗汤——它比自由还要贵重，比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生命本身还要贵重。”囚犯们都有同一梦想，“我睡了，做起我永远的科雷马之梦——一条条面包在空中漂浮，填满所有房子，所有街道，整个地球。”
一个为“祖国叛徒”的妻子获释后，除了不愿谈论过去，还执迷于吃，常常随身带着小块面包，囤积食物，亦常常半夜起床吃东西，她当心饿着。《科雷马故事集》还写到某个劳改营主管的妻子，1937年丈夫被捕，进了阿克魔灵斯科劳改营，多年后，她成了废人。女儿从来不知道母亲受过虐待，直到1960年母亲去世，医生问起她身上的疤痕和瘀伤，女儿才发觉。“他们说，从没见过这样的伤，即使心脏都被打得脱了位。”只有这时，女儿才明白为什么母亲这么粗鲁和凶暴。她老在诅咒，信教信到癫狂，对她的外孙很凶，常常打烂外孙的玩具，或偷走外孙的糖果，与别的食物一起藏在被褥之下。
萨拉莫夫的《科雷马故事集》数次提到一句劳改营“名言”，刑事犯人揶揄凡事喜欢刨根问底的同伴：“你要是不信，就当童话读吧。”他下狠语，他怀疑苦难能催生友谊。“要是悲剧和需求把人凑在一起产生友谊，那么这个需求还不极端，这个悲剧还不大。要是悲剧可以跟朋友分享，它还不够深不够强烈。”
周成林在文中讲，21世纪歌舞升平，这些故事确实像另类童话，但谁能保证这类“童话”不会再现？
经过剧烈重创，或亲历是非颠倒人性扭曲环境之人，即使重回熟悉的故乡，重回儿女、亲人身旁，也始终好不了那个结疤的郁结。碰不得它，也不允许有人去碰它。这些曾经的受难者，丢失了他们曾经所有的自信、欢笑、才智。他们通通不在乎，也不再施予亲人和善的关怀。这些人活着，但已经死了，硬邦邦的心早已“失血”过多，而封冻起来。这些人已没有了七情六欲，只有枯竭的体壳。所以呢，“心理辅导站”又有何用。
我一直心生余悸的是，类同这些极尽荒唐、残酷之事竟只发生在几十年之前，离我们那么近，还能依稀闻得到残余着的疯狂硝烟。这些从死亡夹缝中重生的人也还活在我们的身旁，或许就是某个默默无闻、乖张敏感的老者。历史无情，谁能拍板子说可以对他们负责？而那些事后的关怀又能顶得上什么？
想起一句话，“不要随意评判别人，因为你不知道他们经历过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