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是如何计算当事人责任大小的

前文讲了侵权，那么在法律界，侵权之后，各方当事人应负责任的大小，是如何计算的呢？尤其是在法律经济学中，法官是如何考量的呢？

答案是参考汉德（Learned Hand）公式。汉德是美国中级法院的法官，非常著名，他写的判决是法官引用最多的。这里分享的是1947年的“美国诉卡罗尔拖船公司案”，主角是一艘自己不带动力的货船，要接在别的船上才能被拖走，名字叫Anna C。

一家拖船公司，要拖跟Anna C一起绑着的船，解开了绳索忘记绑回去了。Anna C松绑了，飘出海岸，撞上了一艘油船，坏了，在海上漂着，21个小时后沉没了，这段时间内，没人发现。装在Anna C上的满满一船美国政府的面粉都泡汤了。

美国政府就把拖船公司告到了汉德法官这里，谁负责任？卡罗尔公司没绑紧船，漂出来了；漂出来后，撞油船了，坏了；只要能在21小时发现，也不至于沉船。到底责任如何分摊呢？

对船主来说，每艘船都可能沉，要避免损失取决于三个因素，1.这艘船发生意外的可能——概率；2发生意外的严重程度；3为避免意外所要付出的成本。

当避免意外的成本，低于意外发生的概率乘以意外发生产生的损失，就是避免意外的成本低于意外造成的损失时，船主就应该负责。汉德法官把想法写了出来，避免意外的成本记作B，产生意外的概率记作P，意外产生的损失记作L。公式就是B＞P乘以L。

最后判决卡罗尔公司没有绑好绳子，全责；但船在海上漂了21小时，没人看，里面竟装了满满一船面粉，卡罗尔公司不知道，油船不知道，只有Anna C的主人知道。

有意思的是，船主和美国政府，好像什么事都没做错，但恰恰是面粉够值钱，潜在的损失足够大，法官就判他们为自己的财富负有一定的“注意义务”，支付一定的成本，为避免潜在的损失做适当的预防措施。

还有个案例说铁路检修工钻到火车下检修，铁路公司的人看到了没说话，火车开走了，工人被压断了一条腿。就把铁路公司告上法庭，到了我们的熟人波斯纳大法官那，要求赔偿300多万。

理由有三：一，铁路公司的人看到了，却没汇报，让火车开动了。法官裁决是：不成立因为车站检修很正常，每次看到都汇报，避免意外的成本太高，铁路公司没有责任。

二，公司的工作人员在火车开动前，应该检查每个车厢下面，是不是有人。裁决：这点也不成立，因为列车很长，检查一轮后，又得检查第二轮，火车永远都不用开了。

三，火车司机在开动列车时没有鸣笛。裁决：成立，因为不管车站是否嘈杂，不管工人是否听得见，鸣笛一下是成本非常低的，而这一声鸣笛能避免的损失可能非常高。因此，波斯纳法官判决工人胜诉，获得300多万的赔偿。

问题：一个女病人长期在医院输血后感染了艾滋病，在1987年，那一年人类刚发现艾滋病的存在，这种情况下，医院或血液提供者是否应该承担责任？为什么？

医院和提供者不该承担责任，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排查病毒的成本是巨大的，尤其是那个不可知的病毒。即使现在血液排查也只是几种病毒而已。

最后法院认为虽然医院也没法判断，但医院和提供者仍然负有严格责任。因为只有这样的判决，才能逼迫医院和提供者把控相关的成本，向那些有可能降低风险的参与者分摊。

可实际后果是什么？让那些没有办法避免风险的人避免一些没有办法事前预测的风险，当他预见这个负担之后，只能购买保险或把价格提高，预先把罚款给收上来，所有病人共同分担了风险。

监管的边际效应

前文说了汉德公式，思路清晰，但实际计算时，可能不是那么清晰。其实它只是一个思考工具，具体数值无法确定，但当我们把具体情况考虑进去后，解决方法就会越来越逼近准确的责任划分。

这里分享一个跟可口可乐有关的案子。可口可乐公司给一家餐厅送玻璃瓶装的可乐，餐厅把可乐放在室外36小时，等女服务员去放进冰箱时，发生了爆炸，炸伤了女服务员。女服务员要求赔偿，但根据当时法律，需要提供可乐公司生产疏忽的证据。

一审时，陪审团认为可乐公司存在疏忽。但可乐公司不服，认为他们按程序生产，送货，已经给餐厅了，责任结束了。案子上诉到法院，法官表示维持原判说：虽然他们也找不到证据，但陪审团是有理由判可口可乐疏忽的。

但一位法官提出了不同理由，也认为可口可乐公司应该负责。原因是在这种情况下，要客户提出可口可乐疏忽的证据，需要客户是生产专家才有可能。应该修改法律，只要生产产品，就欠消费者一个承诺，他们应该对自己生产的产品负严格责任，顾客不需要提供公司疏忽证据，就能获得赔偿。这叫严格责任。

这其实合理，因为每个产品，尤其是销量惊人的产品，每个顾客有不同使用场景，你不能要求每个顾客都是专家，对温度、压强、搬运程序都非常清楚。这样避免意外的成本太高了，而可口可乐公司只要把瓶子做得更严实一点，就一劳永逸了。

但不要忘记我们是学经济学的，盯住的不是某个指标最大化，而是多个指标间的平衡。任何一个生产者，法律给分配责任后，他会怎么办？会依次做以下几件事。

第一，根据他们的学识、才能、能力，看看能不能避免意外。如果可以就会这样做，大于赔偿金额的话，他们赚了。但如果没有能力的话，会买保险，分摊风险；也可能提高价格，把自己的风险分摊给所有顾客，一起承担。

第二，如果责任还是太大，既不能买保险分摊，也没法提高价格怎么做。两个选择：一个是铤而走险，继续生产，出事了就破产、坐牢；也可能是不再生产，退出市场。

商人唯利是图，有时不管质量好坏都卖，拼命卖给消费者。这时引入一个第三方，政府监管，非盈利，卖多卖少跟他没关系，是不是就好了。看上去是。

比如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简称FDA，新药上市送去审批，60天内没回复，默认通过。20世纪60年代，成功阻止了一种安静剂上市，受这个药物影响的孕妇，生下的孩子四肢不健全，欧洲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从此FDA功能加强了，不仅确保安全，还要确保有效。好像没有坏处了？经济学分析告诉我们，凡事都有成本。对销售利润没有任何关系的官员，也有追求，就是产品的极致安全，这就是成本。

其中最重要的成本就是时间，官员越谨慎，审批时间越长，新药上市时间越晚，许多病人吃不上药，病情恶化或吃那些质量差的药，副作用更大，这些不在官员的绩效考评内。这是一个事与愿违的严重社会后果。监管官员追求的目标和病人追求的目标，不总是一致的。

问题：如果要求所有厂商把产品副作用清楚列出来，政府强迫，然后让消费者选择，会不会是一个好的解决安全问题的监管方式呢？为什么？

不是，因为药厂披露所有副作用，似乎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为买家自行决定提供了所有判断依据。但从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角度看，不划算，以至于难以实施。

首先对药厂来说，确定副作用可能要花费特别高的成本；其次副作用全列出来，病人不专业很难做出准确判断，你不能要求每个病人都去医学院深造十年吧。

谢谢欣赏，个人能力有限，欢迎留言评论。观点来自《薛兆丰的经济学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