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1998年深秋，我去北京出差，返程时遭遇大雾天气，成都机场无法降落，于是改飞重庆。俟飞临重庆上空，重庆亦是大雾不能降落，于是再改飞昆明。这种情况误机是次要的，主要是特别破坏心情。加上我的邻坐是一个老太太带着孙子，那小孩儿约莫三岁左右，一路上就不停地折腾，又吵又闹。估计飞机坐久了，动弹不得，那孩子也不舒服。但小孩儿的吵闹折腾，也使我很不舒服。因为我不管坐飞机、火车、轮船、汽车，我都喜欢清静，特别怕吵闹，也绝不主动与邻座搭讪扯淡。
晚上到昆明，直接被送进酒店。凌晨被叫醒，直接登机返程。在昆明呆一宿，连昆明什么样子也没见到，只在舷窗的晨曦中望了一眼昆明模糊的影子。
飞机到达成都机场，从渡桥出来，心情大好。经过一天一夜折腾总算回来了，脚步都变得轻快起来。这时，刚好老太太和她孙儿走到我旁边，小孩儿似是而非瞅了我一眼。我一兴起，用普通话笑着对那孩子道：“小朋友，回家了高兴吗？”老太太急切地拉着小孩儿赶路，扭头对小孩儿说：“给爷爷说，高兴！”瞬间，我双腿差点没站稳，直想为自己多嘴而煽自己嘴巴，心情顿时又回到低谷。
这是我第一次被“大爷”了，其时，我35岁。
2003年12月，铁道部卫生司、西藏药业在三亚共同组织举办青藏铁路参建单位抗击非典暨高原施工防疫研讨会，铁道部20个工程局的领导和卫生部长等都参加了会议。当时青藏高原已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我们借冬季无法施工组织到三亚开会，也算是对青藏铁路建设者的一份慰藉。隆冬的三亚天蓝滩白，岛翠海碧，海风潮润，温暖如春。所以大家一边开会，一边休闲，很是放松。
我作为会议的组织人，自是免不了和各工程局领导们交流寒暄。这样一来我和大家就非常熟悉亲热。一天散会后大家在大东海边休憩聊天，这时，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的王总和他夫人抱着孙子走过来，大家彼此招呼寒暄。我也表示亲近地用手摸了摸王总孙子的脸蛋，笑着问：“小朋友，几岁了？”王总夫人笑容可掬地用她那北京腔对孩子说：“给爷爷说，咱五岁了。”我讨好的笑容瞬间变得僵硬起来，心里面骂自己嘴贱。
那年，我刚好40岁。自此以后，我再不敢招惹小孩儿了和老太太了。
我自求学读书以来，一直以自己相对年青而自慰。读师范学校时我17岁，属于班上的老幺一类级别。后来读大学在班上也属于偏低的年纪。再后来工作并直至担任一定岗位职务，我都属于绝对的少壮派。那时，改革开放伊始，我们年青思维活跃，对未知世界充满好奇探索和创新意识，敢闯敢干敢拼，还非常地愤世嫉俗，对传统思维和保守思想非常地反感排斥。所以，我那时对那些倚老卖老的大爷式人物都TM不待见、不买账。
不曾想过了10年以后，我的同事朋友和社会江湖中人开始陆续叫我“大爷”了。起初我不服，问他们为什么叫我大爷？他们说：主要还是我们出于对您尊重，无论从年龄资历还是岗位，您都是大爷级人物，叫大爷显得亲切随性。这说法自然深得我喜欢且有道理，因为我从来不喜欢循规蹈矩。
最近五年来一些事开始让我正视现实了。我乘地铁被让座：大爷您坐嘛。我一时没反应过来，环顾周围似乎就我年龄最大，于是我佯装没听见，固执地站立不动。我去农贸市场买菜，立马就听到：大爷，今天买点啥子呢？我立即掉头就走。在公司经常会遭遇出行、就餐、加班大家就会说：您先来、您先休息之类，我就会绝不退让，坚守秩序。在社会上和同行中交往，别人就会说：您是老前辈，我们应该的之类，我就会显得无所适从，进退两难。因为我知道他们一方面是因为我的岗位职务，一方面真是认为我是大爷一类的老年人。这几年，我认真环顾一下四周，发现和我工作的打交道的几乎都是70、80、90后，这是很让人沮丧悲哀的现实，无论我自己接不接受都无法改变了。杜甫老先生说：老去悲秋强自宽，兴来今日尽君欢。于是我开始收敛自己，开始变得行为沉静，开始变得更谦让和自娱自乐。尽管我的内心世界还是30岁。
人生匆匆，沧海桑田。现在我的大爷身份是彻底坐实了，虽然老与不老多为玩笑，但我也就变得不再焦虑和计较。有时，我会对工作团队或者身边朋友说，我年轻时就反感别人倚老卖老，现在轮到自己老了，你们要么不要把我当回事，该干嘛干嘛；要么我就只有依了你们的美意，倚老卖老一回。我想到司汤达的一句话：“老来受尊敬，是人类精神最美好的一种特权”。谁知道那些后生们心里是怎么想的怎么看我的呢。
再过两天又是我的生日了，家人和几个要好的哥们儿问我怎么办？我想了一想说：办你大爷!
2020年9月30日于红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