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觉得，某个作品，一定会有最适合它的表现方式。
鲁迅的《阿Q正传》因为太过经典，被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改编，却没有一个获得完全的赞誉。
而肯爷（即肯尼斯·布拉纳爵士）改编《东方快车上的谋杀》，大家会把他的作品和原著比较，和之前的改编的版本比较，所以改编这样的作品的确需要勇气。
然而在我看来，阿婆（即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神话在电影中几乎是无法完全复制的。而已经被改编过无数次的《东方快车谋杀案》，需要再被改编一次，这个人如果是肯爷，也确实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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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先谈一谈肯爷这部作品。
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之前，各大公众号就开始为它炒热点，基本的话题都集中于——我们为什么要花钱去电影院看一个已经知道结果的谋杀案？
然而，当我周六去看的时候，整个电影院依旧座无虚席。但是从周围人的谈话便可知道，这些人都是冲着德普来的，甚至很多人对于这个故事一无所知。大概是双十一的缘故，我左右各坐了一对情侣。左边的那个女孩在德普出现的那一刹那，无可抑制地蹦出一句：“好帅！”甚至有人在豆瓣上有评论说：“德普死了以后我就睡着了。”
因此，本来一部正常的、有思想的侦探剧就这样扑街了。（在此我想说的“扑街”的评价标准是肯爷有没有通过这部剧把阿婆想要传达出来的东西告诉大家。）
但是肯爷的这部改编完全不可取吗？
也不尽然。
我只能说，这一个版本的《东方快车谋杀案》，虽然在情节上尊重原著，但是在表达方法上，与其说这是阿婆作品的改编，不如说这是一个“肯爷味”十足的电影。开头和结尾的长镜头非常精彩。
开头的长镜头从火车外的视角拍摄，以波洛为中心，让他从上火车的那一刹那，把之后火车上的所有人都“遇见”了一遍。这就像是开头的字幕，展示出列车上众人各怀鬼胎的群像。
到了结尾的时候，长镜头从波洛的背后拍摄，配合着波洛文艺的台词。到了一节车厢的时候，以波洛的视角把列车上的所有人又拍了一遍，像是一个简单的谢幕，和开头呼应。
另外一个在豆瓣上被频繁称赞的是审讯时候，类似《最后的午餐》的布局，还有整个画面的唯美感和精致感。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肯爷在试图把一部通俗小说拍成一件文艺复兴时候的艺术品。它里面的每一个镜头和机位的设计都可以作为影视的教科书去欣赏和学习，这一点包括结尾处的航拍，以及波洛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和警官解释自己是如何发现凶手时的那种背景镂空式的布局。
也就是说，这部电影太过高雅了，有一些看画展的感觉，这样会在无意中削弱大家对故事情节的把握。
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被改编过无数遍的作品，肯爷这样的拍摄方法才是这部电影正确的打开方式。毕竟就像开头说的，我们本来就不是去看情节的，我们是去欣赏电影的。
现在我们可以谈一谈，肯爷的版本和以前的版本有什么不同。
记得我以前在看《东方列车谋杀案》的时候，导演想让观众关注的重点在列车上的每个人，而不是波洛。这一点更接近阿婆的本意。
因为阿婆的侦探剧，不是想要突出“福尔摩斯”式侦探的高智商和怪癖性，而是她想告诉我们那些犯罪的人都是普通的人，他们不穷凶极恶，他们杀人的动机也往往不能够构成绝对的罪恶。
而在肯爷的版本中，他似乎对车上众人的刻画不到位。很多豆瓣的网友都觉得肯爷有一种不断为自己加戏的自恋。在这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肯爷的野心似乎在于想要刻画一个典型的波洛，而不是一个精彩的谋杀。
没错，在高潮的时候，我们确实会记得最后开枪考验人性的那种千钧一发，但是在弥漫整部电影的所有元素里面，你记不住周围的那些人有什么特别的，而你会记得波洛对于鸡蛋的挑剔和对狄更斯的钟情。“复现”是所有文艺作品最常用的表现方式，通过一个作品不断“复现”的内容，你会了解到作者真正想要告诉你的是什么。
因为肯爷表现侧重的改变，他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波洛的角色定位。
原来的波洛是低调的、是幽默的，他就像一个读书人，见证整个案情的经过，然后把他自己“拆书”——也就是破案——的经过告诉我们。
而肯爷的波洛有一种“处女座”的龟毛，以及对于正义和公平的执着，他成为了一个更加鲜活的文学形象，从整个案件有点边缘的位置成为了毫无疑问的焦点。
肯爷这一点侧重的选择，和整部作品艺术性弱化情节的走向不同，它反而起到了强化情节和激化矛盾的作用。波洛和犯案的众人在高潮审判的时候，可以说站在不同的两个阵营，所以波洛会在某一瞬间认为要不然他们就要杀掉自己，要不然他们就需要从中找一个人来承担杀人的后果。
但在这个方面，肯爷依然有一些没有照顾到的地方。如果列车上的其他人的人物形象更加鲜明，众人的选择和波洛的选择就可以构成一对很好的矛盾。但是因为众人的形象刻画太弱了，所有人加起来，都比不上波洛的形象给大家的印象深刻，所以这一对矛盾本该争锋相对的双方根本没有办法势均力敌。因而很多人会觉得，这个版本的《东方快车谋杀案》，不过是一场波洛个人的独角戏。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访谈。
当记者问严歌苓怎么看待张艺谋的《归来》对于《陆犯焉识》的改编的时候，严歌苓的大概意思是：小说和电影是两种文学形式，被改变过的《陆犯焉识》已经和自己没有太多的关系了，应该属于是属于张艺谋的作品。
除了严歌苓以外，很多作家都对这一点看得很开，台湾的几米在谈王家卫改编的自己的漫画的时候，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对于肯爷版本的《东方列车谋杀案》，我只能说，这是肯爷的作品，即便他对于原著的还原度再高，也和阿婆的《东方列车谋杀案》不太相关。这就牵涉到了改编经典文学的问题：
一个改编的作品必须要忠实原著吗？
我觉得其实没必要。
导演在改编的过程中必然要加入自己的理解，这一点无可厚非。但是这其中是有一个“度”的。这就像是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是他只能是哈姆雷特，而不是唐吉诃德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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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想谈一谈阿婆作品的永恒性。
百度百科上说：据吉尼斯世界纪录统计，阿加莎·克里斯蒂是人类史上最畅销的著书作家。而将其所有形式的著作算入，只有《圣经》与威廉·莎士比亚的著作的总销量在她之上。
总所周知，阿婆的作品也被改编过很多个版本。
在《圆桌派》中，许子东教授认为：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限就是——严肃文学在刻画的人物形象里面没有明显的坏人和好人。（何冰当嘉宾，讲《白鹿原》那一期）
阿婆的作品，出版再版，有无数人追捧；影视作品改编再改编，也有无数人看。从许子东教授的观点来看，阿婆是在用通俗文学的形式讨论严肃文学才会涉及的话题。我想，这便是她的书如此畅销的原因。
在我看来，文学的作用之一，就是让人们对自己深信不疑或者司空见惯的事情产生怀疑。
在我们的印象中，杀人犯就应该是穷凶极恶的，他们都有一些人类原罪上的杀人动机，类似于贪婪、色欲、嫉妒。抛却杀人动机，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文学作品中甚至需要像 “开膛手杰克”一样神秘且强悍。总之，他们很少能和一些美好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凡被认定为杀人犯的人都不被承认其人性中也有美好的一面，往往在社会中被剥夺了改过自新的机会。
而在《东方快车上的谋杀》中，阿婆抛给我们两个问题：
杀人犯一定是坏人吗？
受害者一定值得同情吗？
阿婆作品中的人物，单就《东方快车上的谋杀》这部剧来说，其身份都具有双重性。雷切特是死者，也是凶手，其他人是凶手也是受害人。这种参差感让正义的天平无法彻底平衡。最后是波洛在他的认知体系内做出的让步，撒谎把这一场众人参与的谋杀案的真相埋藏在发现真相的那一天。
阿婆提出问题，给所有读她作品的人一个思考的角度。当我们以波洛的视角去审视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也会想，如果自己站在波洛的位置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同时，阿婆作品的另一个魅力是在于它的非现实性。
她让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有至真至情的性格和勇敢无畏的灵魂。
想要暗杀一个人，只要一个人就可以做到。已经取得雷切特的信任的秘书，在平时替他送咖啡的过程中就可以轻易下毒，或者和谋杀案有关的列车员也可以在包厢中把雷切特先生干掉，然后从窗户上扔出去。这样一场本来可以由一个人完成的谋杀为什么要安排所有人都去呢？本来一件简单的事情为什么非要搞得如此复杂呢？
我想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阿婆想要告诉我们这里的每个人所承受的痛苦，都到了逼着他们杀掉让他们痛苦的人的程度；二是需要构成最后的矛盾。这件事如果不是全体人一起参与，有一个人可以作为旁观者，那个人就可以选择站在波洛这边，而不是杀人团这边。
“杀人”本来是一件不对的事情，原则上来说，无论对方给予你多大的痛苦，你都不能自己剥夺他的生命。因为这样的行为做出来，你就等于在和那个你讨厌的人做一样的事情。我们人类的文明发展了成百上千年，从有刑法开始的“以牙还牙”，到现在很多国家都在呼吁“取消死刑”，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演变过程。
我们且设想一下，最后如果不是集体作案，而是这些人中的某一个人，那么他会逃脱最后的制裁吗？答案当然是不会。就像是《嫌疑人X献身》里面，石神因为靖子杀人，但是杀人就是杀人，不会因为你的动机如何，也不会因为你杀的人如何而免除最后的牢狱之宅。
现在回到我想的他们集体作案的原因，如果从现实的角度看，几乎很少有人在面对杀人这件事上能做到如此的同仇敌忾，哪怕他们要杀的对象是一个坏人。 所以说《东方列车谋杀案》中所有作案的人，其实都有一种被理想化的人性。假设没有逃避，假设没有懦弱，假设遇事真的会耿耿于怀，不任之得过且过。
总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不过阿婆确实为通俗文学提供了一种登上文学殿堂的范式，在现实中不能轻易检验的“人性”、在现实中我们司空见惯的问题，都可以拿来在文学作品中挑战和推翻。
讨论即便是错的，即便是理想化的，但只要能提供不同于原来思路的思考，这一切就是有意义的，就是不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