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一轮COVID-19浪潮席卷全球，大封锁又成为了主流。但这一次，它更难以被推行。大封锁当然可以拯救生命。但现在很明显，大封锁导致的工作损失、教育和医疗服务中断以及对精神健康的伤害，都带来了种种恶果——这些代价不仅是痛苦，而且还有死亡。旨在阻止接触病毒的人将病毒传染给他人的 "测试和追踪 "系统似乎在一些地方起了作用，但在其他地方却没有。

因此，在没有疫苗或有效药物治疗的情况下，这种情况还能维系多久的问题被更加迫切地提出来。而在10月4日，来自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三位公共卫生专家发出了一份请愿书，呼吁各国政府彻底改弦更张。

以签署该宣言的马萨诸塞州小镇命名的《大巴灵顿宣言》提出，允许传染病在年轻和健康的人群中自由传播，同时采取措施保护最脆弱的人群免受感染。这种做法是基于 "群体免疫 "的概念，即当足够多的人口因感染而产生免疫力时，疾病就会停止传播。

正方

这是个有争议的观点。而在10月14日，又有一批健康专家在《柳叶刀》上发表反驳，称该宣言是 "没有科学证据支持的危险谬论"。他们的倡议书也有一个宏大的标题：《约翰-斯诺备忘录》，以一位在19世纪50年代建立流行病学原理的英国人命名。备忘录敦促各国政府不惜一切代价抑制导致疾病的冠状病毒SARS-COV-2的传播。它着重呼吁继续限制，直到政府修复他们测试，跟踪和隔离受感染的人群的系统。在网上，这两份对立的请愿书分别收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科学家的数千个签名。

《大巴灵顿宣言》是一个有风险的倡议。任何关于自然感染是否能产生对SARS-COV-2的群体免疫力的判断都还是不成熟的。受感染的人是否能发展出持久的免疫力来抵抗再感染，以及如果能，这种免疫力有多普及，都还没有确定。很少有再感染的病例被最终证实。(这是通过确定第一次和第二次发现的病毒颗粒的基因组确实不同，既意味着第二次感染不可能是第一次感染的延续)。不过，很多再感染可能在未被发现的情况下发生。大约80%的SARS-COV-2感染者有轻微的症状，或者根本没有症状。这些轻度病例中的绝大部分都没有接受检测，即使在有充足检测能力的国家也是如此。

要解决这种不确定性，理想的研究是对一大批已知过去曾被感染的人进行频繁的重新检测，看看有多少人再次被感染。但要确定那些有轻度感染或无症状感染的人是很难的。在大型监测研究中寻找针对SARS-COV-2的抗体的测试往往不能检测出轻度病例中的这些抗体。一些研究发现，这些患者的抗体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但这是否等同于免疫力的减弱仍是未知数。

如果对SARS-COV-2的免疫反应与感染人类的其他六种冠状病毒的免疫反应一样，那么它任由它传播最终会减缓传播速度—至少一段时间内。问题是这个时期有多长。六种病毒中的四种引起的症状被描述为 "普通感冒"(尽管其他类型的病毒也会引起感冒)。感染了这些病毒后，通常能获得持续不到一年的保护期。另外两种人类冠状病毒，SARS和MERS，会导致严重的疾病。针对这两种病毒获得的免疫力估计可持续数年。对于SARS-COV-2， 如果保护是短期的的或不是特别强效，病毒将反复的流行浪潮中持续涌现，就如同每年冬天卷土重来的其他轻微呼吸道传染病一样。如果病毒生生不息，大巴灵顿的说法就比较可信。

反方

然而，约翰-斯诺备忘录的作者们反驳道，即便群体免疫策略赌对了，大巴灵顿计划依然将带来巨大的死亡率和残疾率。需要感染的人口比例取决于SARS-COV-2传播的容易程度。在最简单的模型中，群体免疫阈值作为人口的一部分是1-(1/r)，其中r是从一个感染者那里感染病毒的平均人数。在没有社会距离的情况下，欧洲的r值在3-4之间，这意味着当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人被感染时，群体免疫力就会启动。不过这个公式是假设每个人的感染几率都是一样的，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如果感染几率不同，那么阈值就会比公式所建议的低。并且这一点可能很关键。比如说，年轻人比老年人有更多的接触者，因此更有可能感染病毒。一些假设接触率有可能变化的模型得出结论，西欧的群体免疫阈值可能因此低至43%。

也有可能是被过去感染类感冒型冠状病毒所赋予的已存在的免疫力降低了这一阈值。这种保护将来自记忆T细胞，这是免疫系统武器库的另一部分。与抗体不同，t细胞是为攻击特定病原体而定制的，它在识别和追寻有害入侵者方面不那么挑剔。几项对sars-cov-2出现前采集的血液样本的研究发现，20-50%的病例中，t细胞对该病毒产生了强烈的反应。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结果。但目前还不知道拥有这种t细胞的人如果在现实生活中接触到SARS-COV-2，是会有不太严重的COVID-19症状，还是根本没有。法国一艘航空母舰上爆发的COVID-19疫情直到70%的船员被感染才停止，这说明由普通感冒感染实现交叉保护可能只是一个听上去很美的理论。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如果SARS-COV-2被放任自流，也许有一半或更多的人会在6个月内被感染。大巴灵顿的建议是，随着这种情况的发生，各国必须加倍保护最脆弱的人群。识别那些人属于脆弱人群并不是一项轻松容易的任务，但人们对于最糟糕的风险因素组合的了解已经越来越多。10月20日发表在《BMJ》上的一篇论文描述了一种COVID-19风险计算器，利用英国600万人的数据，预测个人住院和死亡的概率。在其他200万人身上验证这一算法的结果显示，被计算器预测为风险最大的5%的人占到了COVID-19死亡人数的75%。

但是，对这种风险分数或更简单的高风险标志(尤其是老年、肥胖和糖尿病)的认识，在实践中往往用处不大。大多数人无法通过改变自己的生活来消除感染风险，尤其是在周围有很多人感染的情况下。那些照顾他们的人，或者住在同一个家里的人，可能会在某些时候被感染——而且在不知不觉中把病毒传给了他们。虽然大多数死于COVID-19的人都是老年人，但处于年纪偏轻群体中的成年人也处于高危状态。在英格兰和威尔士COVID-19流行的高峰期，45岁至64岁的人的死亡人数比平时高出80%，尽管官方对最脆弱的人进行了封锁，并建议他们完全不要离开家，以 "屏蔽 "病毒。

虽然绝大多数人在COVID发作时不会有严重症状，但在出现症状的人中，有多达5%的人可能会持续感到不适至少8周(这种情况被称为 "持续性COVID")。他们中的一些人在6个月后仍未康复，人们担心他们可能永远无法恢复正常。即使只有不到1%的感染者最终沦落到了这个倒霉的境地，对于英国这样体量的国家来说，意味着将会有数十万终身残疾的人口。另一个巨大的未知数是，该病毒是否会在未来出现任何隐藏的健康后果。一些研究发现了轻度COVID-19后的微妙心脏变化。可能多年后都无法查明，这些变化是否会导致一些人出现严重的心脏问题，还是根本没有关系。

综述?

所以，大巴灵顿计划是一个高风险、高回报的命题。相比之下，约翰-斯诺的计划，会在短期内将COVID死亡率降到最低，但长期来看，由于封锁和其他干扰，失去的生命可能最终会更多。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各国政府修复了测试和跟踪系统，得以取代更广泛的限制，实施大巴灵顿行动方案的动机将变得不那么强烈。

如果运气好的话，随着疫苗的发明或治疗covid的合适药物的开发，整个辩论将变得无关紧要。几项疫苗的疗效试验和对有希望的药物的测试结果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公布。如果covid-19的致命性较低，而疫苗又能产生一定的群体免疫力，那么这两份请愿书所描绘的道路最终会走到一起。

本文译自 The Econom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