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先生曾在其《四十自述》中大力提倡传记文学的写作，在他看来，传记文学绝不可以小觑，它不仅可以使人看到活的历史，还“可以帮助人格教育”。不过，传记虽多但却好书难求，到目前为止我目力所及最为眼光独特的胡适传记，是罗志田先生的《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而江勇振先生的胡适传洋洋洒洒两大册（目前出版的仅到胡适开始如日中天的时期），可是解读太过用力，反而读来有过犹不及的感觉。至于国外的传记读来不多，但最为经典之一的，当属Boswell的Life of Johnson（鲍斯威尔著：《约翰逊博士传》），自1793年出版以来多次以各种文字再版。
手头上的这本凌翔著：《李光耀传》，只能算是一本李光耀的传记，但绝对谈不上一本好的传记。首先，最平庸的传记当属那种流水账式、从摇篮写到坟墓的那种，而这本李光耀传恰恰便是这种写作手法；其次，传记需要有足够的真实性作为基础，所以在处理传主资料不足的岁月（尤其是幼年岁月）时，特别应该对于想象部分的谨慎有所把握，但这本传记在记载李光耀童年以前的时光，把其曾祖、祖父、父亲的言行举止描写得栩栩如生，读来实在有太强烈的戏剧感，反而削弱了传记本身的说服力，更不要说描写李光耀与柯玉芝的相知相恋的过程，直接把李光耀描写成一个喜欢卖弄学问吸引女生的学霸式人物，令人反而产生合理的怀疑；第三，传记最忌讳把传主的文章文字直接罗列于正文之中，而这本传记恰恰又是把大量李光耀的文稿进行原封不动的照搬照抄，简直就是“话不够，文来凑”，即使是我上课要做一个李光耀的专题，对于这种文山文海我也只能直接跳过，就更不要说那些本来就只是为了知道李光耀的人生是什么概况的普通读者，在看到这种大段列举的时候是不是很想要多看退钱（虽然只是1.99，但是，还是一个值不值得的问题啊）
事实上，在我的理解中，李光耀是个很复杂的结合体，但是他有一个始终不变的宗旨，就是以新加坡的国家利益为最大的出发点，所以在这个前提下，他既欢迎中国的崛起，又希望美国对中国进行牵制。在新加坡的对外政策中，始终保持区域的势力平衡是它首要考虑的出发点。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在李光耀执政的过程中非常明显，而一个连食水都需要向马来西亚购买的国家，能够成为世界重要的经济共同体，能够人均GDP达到5万多美元（同时期的中国人均GDP是6700多美元），与李光耀这种忧患意识与强权手段是不可分开的。我们往往很多时候会因为李光耀的华人身份而对其有所期待，而事实上是，李光耀访问大陆33次，但从未回过自己在广东大埔的故乡，他早已经是一个“新加坡主义者”，在对华关系上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新加坡模式能否为中国借鉴乃至复制？我认为是很困难的事情。新加坡国土面积只相当于广州的十分之一，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掌握着国会的绝对话事权，在调整国家政策和推行过程中，其灵活性与基层的控制力度使得政治效率相当明显。可以说，它是一个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加上社会主义的政治集中体制的有效结合。但中国更像一艘庞大的航空母舰，要进行一个小的转向都牵动着整个系统，更不要说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变动，所以只能慢慢进行，不能急，要有“只争朝夕”的决心，但却不能觉得“一百年太久”而变得激进。
毫无疑问，新加坡有许多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例如其土地政策和“组屋”政策，解决了大部分新加坡人的住房问题，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几乎实现了百分百居民拥有自住物业的国家，这个在今天的中国来说特别有参考价值。另外一个成功的制度，是其严密的反腐制度，但绝对不是我们过往简单地认为“高薪养廉”的方式，对于这一点，已故的著名教授蔡定剑先生有专文论及，大家可以参考。他山之玉，可以攻石，我们找到合适自己发展的道路，才是最关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