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石岩磊
1916年，阎锡山被民国政府授予山西省督军之职，成为三晋大地的军政一把手，他便开始将大同的清朝巡抚衙门扩建为自己的官邸。1949年，山西省委省政府搬进督军府，直到2017年才乔迁新家，而原址被改造为“晋商博物院”，其主要功能就是系统展示晋商的发现历程。
山西自古以来便人多地少，且土地贫瘠，但当地人特别吃苦耐劳勤勉务实。贫而勤则商，所以远在春秋时期即有晋人从事商业活动的记载，而山西商人第一次崭露头角是在隋朝末年。
武则天的祖辈世代经商，她父亲武士彟更是将木材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成为晋中一带的名门大户。李渊父子在太原起兵反隋时，武士彟不仅大力资助，而且亲自披甲参战，为大唐王朝立下不朽功勋，后来官至工部尚书，被封为应国公。但在古代，我国的重农轻商思想十分严重，因此宋、辽、金、元等朝，晋商一直处于潜行状态，未能形成集团化的规模。
到了明代，晋商迎来崛起的时机。朱元璋虽然打败了元军建立起大明，可蒙古残部仍盘踞北方大漠，时刻窥视着中原。明朝不得不投入大量兵力驻守北部边疆，太原即是重要的边防重镇。可军队的给养却成了大问题，明政府想出一妙招，就是让民间商人承担起运送粮草的重任，相应地可获得经营官盐的许可证。精明的山西人一举中标，并由此赚得盆满钵满，还将触角伸到丝绸、茶叶、皮革等行业。
明朝末年，一心赚钱的晋商偷偷与东北的女真人做起生意，对清朝的兴起功不可没。清军入关后，有8位山西商人被顺治帝封为“皇商”，晋商从此傍上了皇族的大款。他们在征讨准噶尔叛乱等活动中都承担了重要的后勤保障工作，更是深得朝廷的信赖，生意自然越做越大，甚至将买卖延伸到韩国、日本、俄罗斯以及东南亚，到了“凡有麻雀能飞到的地方，都有山西商人”的地步。
富裕后的晋商时刻不忘荣宗耀祖，便不断在老家购地置业，王家大院、乔家大院、常家庄园、曹家大院等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清中期，晋商更是步入高光时刻。道光年间，我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的创立，标志着晋商开始进军银行业，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由清政府背书的山西商人垄断了全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票号，坐地收钱的日子好不滋润。
可物极必反，晋商逐步变得墨守成规不愿变革，错失向现代银行业迈进的转机，而且由于紧靠在腐朽的满清政府身上，到鸦片战争后，山西商人的生意受到外国列强的巧取豪夺，整体逐步趋向没落。至民国时期，只有孔祥熙等少数山西人还能在商界屹立不倒，至今仍有六必居、万全堂、都一处、乐仁堂等百年老字号经久不衰。
徜徉于“晋商博物院”中，回顾山西商帮的500年兴衰史，还是会令人感慨颇多。穷则思变是晋商异军突起的原动力，而饱含进取精神、敬业精神、群体精神的晋商文化是其蓬勃发展的核心凝聚力。但不得不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山西人巧借权力的杠杆斩获弯道超车的优越性，成为我国十大商帮的首席，可绑在封建皇家的战车上，必然冒着随时有全军覆灭的风险，而且唾手可得的商机也会使其落入故步自封的深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人们走进“晋商博物院”，或许应该对波谲云诡的商道会有个更清晰的认知吧。
2022.7.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