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在历史记载和历史研究中一直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因为时间的准确与否关乎着历史记载的可信程度，同样，明确的时间线，也为后世的历史研究者们理清历史的发展线索提供了便利，从而有利于建立起更为全面，具体的历史发展脉络。

在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将公元纪年正式引入历史的记载之前，时间在西方古代史学的记载之中是较为模糊的。

首先是古希腊的史学，英国史学家约翰·布朗说过“希腊人很难找到共同认可的纪年方式，因为四年一度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唯一定期举办的泛希腊活动，对获胜运动员的赞美保留了人们的记忆。”

而修昔底德则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采用了新的记录时间的方法，也就是将一年分成夏、冬两季进行记载。因此，我们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就可以看到“在这个冬季中，商谈不断进行着”而约翰·布朗对于修昔底德这样纪年方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修昔底德以六个月为期，以季为标记来区分事物，使编年史变得更加细致。”

其次是古罗马的史学，在古罗马的历史著作之中，为了保证其叙事的连贯性，古罗马的史家们更偏爱于利用连词或者某些执政官的参照物来作为对时间的记载，而这无疑使时间的记载变得更为模糊。

以李维的《建城以来史》为例，在描述罗马人与萨宾的战争之时，我们只能看到“最后的战争是萨宾人发起的”以及“当时，因遭受侮辱而引起战争的萨宾妇女披散着头发，扯破衣衫……从旁冲上去，隔开了敌对的阵线，隔开了他们的怒火……”这样的记载。虽然这样的记载使文章变得连贯，但是对于考证罗马人与萨宾人开战以及停战的时间却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这个时期已经出现了所谓的编年史，但实际上，也只是名为《编年史》而已，其中并没有出现明确的时间线索，更多的还是采用对于执政官的执政时间的记载，在这里我们以塔西佗的《编年史》为例进行叙述。

在塔西佗记载奥古斯都的任命之时，塔西佗只是进行了这样的描述“奥古斯都这时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提拔他姊妹的儿子克劳狄乌斯·马尔凯路斯这个十分年轻的小伙子担任祭祀和高级营造官。”而“这时”这样的词汇显然不能满足精确的需要。甚至在记载新皇继位的时间上，塔西佗也没有做出一个准确的交代，只是做了“新皇帝继位后所犯下的头一件罪行就是杀死了阿格里帕·波司图姆斯。”这样的描述。至于奥古斯都究竟何时去世，新皇帝提贝里乌斯究竟何时继位这样重要的时间节点，塔西佗则并没有记载。

最后便是中世纪的西方史学，虽然此时的西方史学逐渐被神学吞噬，但是此时西方史学的时间记载方法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那便是格里戈里在《法兰克人史》中创造的创世纪纪年法。

在《法兰克人史》的第一卷中，格里戈里写道“为了更好的计算年代，我认为在这第一卷——下面即是他的各章——最好先从世界的创立讲起。”虽然世界的创立究竟起源于何时还不得而知，但是这样的纪年方法还是为之后的时间的记载提供了方便，例如其对于耶稣的诞生的时间的记载就更为精确“在奥古斯都统治的第44年，正如我在前面已经谈到的，我们的主耶稣，按照肉体来说，由童贞玛利亚诞生在大卫的城市伯利恒。”

我们将我们的视角回到中国，中国古代史学的纪年方法比较单一，那便是年号纪年方法。这样的纪年方法从春秋时期开始便开始施行，之后便为历代王朝所沿用。而这其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有两点，一点是年号纪年方法的延续性，另一点便是年号纪年方法的精确性。

首先是年号纪年方法的延续性，从孔子所编的《春秋》一书，开始，年号纪年便开始在中国施行，可以看到，《春秋》中就已经存在了“隐公元年”“隐公二年”这样的纪年方式。并且历代正史之中的本纪也将这种纪年方法得以延续，先起年号，再记所发生的事件。其中最好的表现便是北宋司马光所编的《资治通鉴》一书，此书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其中采取各朝皇帝的年号进行纪年。这样，大约1300年的史事就被收录于时间之下，充分的显示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

显然，只要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还存在着正统政权，年号纪年的方式就可以延续。虽然中国古代也是会出现乱世，但哪怕在乱世，各个政权也依旧会有自己的年号。那也就是说，只要有年号存在，辅之以干支的计算方法，就可以将时间进行定位。

除去年号纪年的延续性，年号纪年本身也具有精确性的特点。还是以《春秋》为例，我们可以看到，此时已经出现了“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这样的记载。相较于修昔底德仅仅停留在夏、冬两季的纪年方法，同样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的孔子便已经将历史记录的时间精确到了月。而参考后世的史书记载，特别是当实录以及起居注出现后，中国古代对于历史的记载已经可以精确到日，甚至在某些大事上，都可以精确到时。例如《明实录·神宗实录》中对于神宗的生日的记载便是“嘉靖癸亥八月十七日酉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