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袤的华北平原，有一条几百里长的海河大支流——子牙河，由西南向东北贯穿了整个平原小县——大城县。距县城西南16公里的子牙河西岸不远处，有个广安镇所属的小村庄，她是我的家乡阁里村。我的家乡太小了，村域面积约0.25平方公里，只有在县域地图上才能找到她。
阁里村现有村民380户，1052人口，1100亩土地。据2013年《大城地名志》记载：阁里村建于元朝，因阁姓建村故名阁里，有着700多年的建村历史，房屋多为平顶砖木结构建筑。1949年前，阁里属河间县。1928年属河间县九区。1940年7月属任河县五区。1949年9月属大城县八区。1958年9月属留各庄公社。1961年5月属大广安公社。1984年3月属大广安乡。2009年12月属广安镇。
关于阁里村名的由来，当地乡亲们是这么流传的——我们村西有四个“槽”村，就是今天的东曹村、西曹村、南曹村和北曹村；村东有两个“马”村，就是今天的东马村、西马村。传说二马吃四槽，不吉利，于是便在中间建了我们村，起着隔离作用，于双方无害了，于是有了今天的阁里村。这个故事，被我的朋友杨馨远否定了，他告诉说，这个故事被全国地名教授当作反面教材了。呵呵，我知道这是民间茶余饭后、劳作闲暇编的故事，不能当真。我们村过去是否有阁姓，我不知道，但这个“阁”字，总是纠结着我，因为我们村东的东马村、西马村，过去建有大庙，庙为阁楼式的，所以人们称此村为马村阁，东、西马村是后来改的。这就令我浮想联翩了，我们这个“阁”是否与马村阁的“阁”有关联呢？过去我们村属河间府河间县，马村阁属顺天府大城县，按说两村地名没什么关系，但我觉得似乎有关联，又解释不清，故此存疑。
别看阁里村小，极不显眼，非常普通，可是在我的心目中，她的每一块土地都很神圣，每一条道路都很熟悉，每一户人家都很令我牵肠挂肚，因为她是我的出生地，也是我的生长地，更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我的80岁的父亲至今还在此地生活，我在县城工作和生活，每个周末都要回来探望，每每回老家，都感慨良多……
也许我不是故乡的骄傲，然而故乡却是我的自豪。
贫穷，是几十年来印在眸间的妝容。地薄、人困，让这个朴素的村庄一度在追寻幸福的路上艰难地跋涉着。不够宽广，也不整齐的街道；一座座破旧的院落，几棵经得起寂寞的老树，还有些脸上皱皱巴巴、佝偻着背坐在门前望着远方晒太阳的老人，这大致便是我们过去的村庄了。然而，就算是如此不起眼，在我的心里却容不得别人对她半丝的轻蔑或是侮辱。
土地曾因盐碱而贫瘠
我儿时的记忆里，村子四周到处是盐碱地，低洼不平，放眼望去，大地白茫茫一片。去邻村西马村上小学的路上，白碱能没过我的鞋帮。地里的庄稼苗很稀少，而且死蔫不活。
“春天白茫茫，夏天雨汪汪，十年九不收，糠菜半年粮”；“旱了收蚂蚱，涝了收蛤蟆，不旱不涝收碱嘎巴”，这些流传的老话曾经是这里靠天吃饭的真实写照。93岁的张明起老人回忆说：咱村的地原来不打粮食，二亩地的麦子只能收一挑子，靠国家的救济粮和盐蓬菜为生，乡亲们靠打短工度日，喝的是苦水咸水，住的是土屋草房。村里当时穷的仅有一头牛，传说在河间府管辖期间曾有“一头牛村”的叫法。当时流传着“留各庄的窝头（指窝头铺户），张吉的菜，阁里的短工叫不败”的顺口溜，可见当时阁里村人的无奈。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公社派来技术人员指导生产队改良土地：广积肥，平碱岗，修条田，挖沟渠。
记得那时候一年四季起早贪黑，利用空余时间割野草、搂落叶、铡农作物秸秆，沤制农家肥（草粪）；把猪圈、羊圈、牛圈里经过动物粪便浸染和千踩万踏的肥料，从鸡窝、鸽子笼里掏出粪便搬到外面堆积起来，沤制成厩肥。各生产队建有大型积肥坑，家家户户自建厕所，积攒人粪尿。
勤劳的村民从来不会嫌弃这些黑臭的肥料，从来不会拒绝在村子里甚至在自家周围堆粪堆、挖粪坑（用来沤制农家肥）。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农家肥都是优质的有机肥，其中质量最高的是臭味更大的人粪尿和猪圈、羊圈、牛圈中的厩肥。人们也都非常珍惜肥料，尤其是一些年岁较长的老农，外出时随时都会带着粪筐，见到各种肥料立即拾进粪筐带回。运送肥料过程中，哪怕撒下一点点也会停下来捡起来，重新装上车。
生产队带领村民改造土地的同时，发展副业，与供销社签合同，种荆条，编篮子、编筐子，后来是编制麻袋；未成年少女们纺线，体力不支的劳力进行编织，再分到各家各户缝合成麻袋。又串脆枣，将收购来小枣，串去枣核，用火墙子烘干，做成好吃的脆枣；漏干粉，把买来的山芋（指红薯）加工成淀粉，打成糊，再用漏勺漏成干粉，和脆枣一起运往天津卫。再建起石棉厂，家家农作之余纺石棉线，交生产队副业厂加工石棉制品，安排仅有的几个识字的去跑业务，我的父亲也是其中之一，全国各地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也为生产队赢得了收益，村里安了电，打了深水井，又有了拖拉机。我还清晰记得村里买来第一台四轮拖拉机时的情景，全村人都奔到生产队大院围着拖拉机好奇的围观。
副业厂赚了钱打了机井，买来磷肥，与有机肥共同施肥，再用深井水浇灌条田，慢慢改造了盐碱地，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1100亩盐碱地彻底得以改良。
村旁曾有窑厂而出名
1958年人民公社选址我们村筹建窑厂，也就是原大城县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的第一砖厂，由此至2015年的近六十年间，我村家家户户盖房子都到这里拉砖。窑地离村近，人们习惯用我们村名来称呼这个窑厂——“阁（俗语念gǎo）里窑”，村小（解放前才几十户家，总共二百多人）且穷，默默无闻的我们村这才因此有了点名声。
阁里村为窑厂拿出土地300余亩，村民按户筹集旧砖修建窑厂基础用房。父亲回忆说，当时家里能扒下来的的砖都奉献出来了，连门口台阶的砖都起了送到窑厂。阁里窑最初叫“大城县跃进砖瓦厂”，后改为“大城县永红砖瓦厂”，又更名“大城县第一砖厂”，这些名字都没有叫响，只有阁里窑这个名字倒是响亮。
这个窑厂远远比我们村子大，是方圆百里最大的窑厂，烟筒也是最高的。姥姥家距我们村直线距离将近3公里，中间有一条子牙河相隔，雨季里河水较深不能趟水过河，需要沿着河岸绕到留各庄大桥才能到河对岸。记得小时候经常住姥姥家，想家的时候，大人们都忙于农活，很少有时间送我，妗子总是不放心的指着大烟筒，对我说：看见那个大烟筒了吗，你就沿着河堤走，过了桥，朝着大烟筒方向走就找到家了。我也是望着那熟悉的时常会冒着黑烟的大烟筒，能自个回家。这个大烟筒也就成为我最早的家乡记忆。
窑厂运营期间，来这里拉砖的车辆络绎不绝，各种各样的运输工具，比如骆驼、马、牛拉的大车，各种各样的拖拉机、汽车等等。就因为这个窑厂，家乡人凭借得天独厚的优势，看到形形色色的车辆和行人，我也曾为村边有这个窑厂自豪了好些年。
出砖用的土，最初完全是靠人工挖掘运输的，那些好劳力靠双手用铁锹和小推车，把土从大坑里挖来，推向那机房附近高高的土堆上。由于干活的人多，阵势强大，很是壮观。再后来，有了轱辘馬，也就是从深深的窑坑子里到高高的的土堆顶铺上两条铁轨，一节节装土的小斗车连接起来，靠高顶处的电机卷动油丝绳来牵引车斗往机房处运土；再后来，有了推土机，人们才从体力透支的劳作中慢慢解放了出来。
最初的砖坯是完全人工扣出来的。记得村里父辈们提前把土用水浸着，泡透，直至湿软适宜，用木制的砖坯模子，一块块的抠出来再去晾晒。这种手工砖，价钱会贵一些，但质量好，尺寸统一。后来有了机砖生产线，但手工砖也还是盛行了好些年。
机器砖也有其独特的工艺，坯子的泥土里已经按照比例搀入煤面，烧制过程中可以内燃。内燃砖里有空隙，可减轻成品砖重量，增强承载能力，又内外同烧，烧制时间大大缩短。
机器砖的生产线一开，整个窑厂就热闹起来了，从送土，填煤，加水，搅拌，出坯，还要及时拉走这些砖坯子去晾晒，在那个机械化程度很低的年代，需要的人工可想而知，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很是忙碌。
农活稍稍清闲，村里男女劳力就加入到拉坯子的队伍里。我们这些小孩子也就时常跟随着在窑厂里玩，见证了那段时光。 我是1969年生人，是望着这个50余米高的大烟筒——老家标志性建筑，从孩提走到中年的。小时候下洼打草打菜时，望着大烟筒，就不会迷路；田地里收拾的干净后，就去窑地里捡拾遮盖砖坯子的苇薄掉落的苇草做烧火的柴禾；寒冬腊月，还去停火的窑洞里或是清理出的炉灰里捡拾未烧尽的煤渣儿取火用。炎炎夏日，小伙伴们就到窑坑里洗澡，游泳，打水仗。那时窑坑里的水不深，为了取土常年抽水，只有雨季里才会水多些。现在的孩子们不会这样了，大人们也不让去，水太深危险。总觉得自己似乎离不开这片窑地，后来参加了工作，进了城，每逢周末回家看老人，老远望见那个高大的黑烟筒，就觉得倍感亲切。
2014年的年底，国家治理环境污染，这个窑厂停止了生产，这个高大的标志性建筑于2015年7月19日那天拆除消失。如今这个砖厂已经成为历史，仅仅剩下占用的那片土地，也盖起了居民小区，一座座高楼掩盖了窑厂曾经的红火与繁忙。那遗留下的窑坑子，已经蓄满了水，一片波光粼粼，似乎要把那段时光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生活因勤劳而富足
窑厂没有了，然而阁里村民挺直脊梁抗争贫穷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了下来。20世纪八十年代初，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大部分青壮年纷纷出外创业。20世纪末，村委会拿出30亩地，鼓励农民工回家搞养殖，于是养殖业也逐步发展了起来，我的弟弟张德路就是在外跑业务转到村里投资养殖的专业户之一，至今已有20年余年的养殖历史，积累了丰富的养鸡经验。现村里有大型养鸡场四个，养有蛋鸡4万只；大型养猪场两个，存栏达几千头。
如今的阁里村，人均年收入6000多元，街道四横四纵，整齐宽阔，全部水泥硬化，并安装了太阳能照明灯，街头有饮用水净化器，整个村落干净整洁，青留公路绕村而过，交通便利。
走进新时代，阁里村人粮食多了、肚子饱了、腰包鼓了、生态好了、村庄靓了，喝上了纯净水，小日子越来越美了……可乡亲们并没有停下奋斗的脚步，坚持发扬吃苦耐劳、不惧艰辛、百折不挠的新时代“愚公”精神，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劳双手，开创着更加美好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