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里的话，十几岁时就背的来。年纪稍张重读，只觉得语言非常美，思想很好，并不理解范仲淹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来写《岳阳楼记》。等读了一些史书，研究了一些问题后，越发敬重范仲淹了。
先介绍下范仲淹的生活时代。宋朝前七十年经历了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以及宋仁宗的初年。为什么要提这个时间呢，因为今天的我们也到了要出范仲淹的时代了，我们新中国也成立了六十多年了，范仲淹就是这个时候在朝廷为官的。历史往往在相同的节点上产生相同的问题。宋代建立的初始阶段，由于一直埋头巩固政权，国策方面积累了很多的矛盾。人只要一太平，就会“保暖思淫欲”，当了小官的想当大官，当了大官的想当更大的官。官之多，兵之多，结果形成了“三冗”，即冗官、冗兵、冗费。官之多，兵之多，乱开支的费用高涨，局势已经大坏，却还不想改革。只要你想改革所有利益集团都会与你作对。太宗的儿子真宗晚年多病，皇后很强势，代替丈夫处理国事。她垂帘听政了十一年，包括丈夫五年，儿子六年。这十一年中不断有改革声音，她一直不同意，死后被封为“章献”，于仁宗当朝时的太后之位连称为章献太后。真宗死后，范仲淹曾上书改革，但被章献太后阻止，范仲淹也因此遭贬。章献太后死后，范仲淹又上书，希望仁宗改革，解决“三冗”问题，当时冗官是多少呢？宋太祖得天下之初的高级干部，包括县令这一级约五千人，到了范仲淹呼吁改革时有多少呢？三万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当时一正多副的情况很多，享受什么什么级别的官员也很多，把所有的明目都搞足了，那时没有当官而不能晋级的，论资排辈早晚都会升迁。官多而做事的官却又太少。为了让更多有才华的人为朝廷工作，就不停增加科举数量。这样一来，少量敢于担当勤于做事的官员就被埋没在大量庸官之中。官场的矛盾也激化了。几乎没有精干的力量能有效推动国家机器运转。第二个是冗兵。宋太祖举行开国大典时是二十二万，到范仲淹要改革时是一百六十万，翻了将近八倍，国家负担非常重。第三个是冗费。官员待遇，军费开支，各种国家祭祀活动很多，宫观寺庙和楼堂馆所的建设也很多，官员各种赏赐也很多，还要用钱去买和平、换空间，例如向辽国和西夏送去的钱年年增加，朝廷入不敷出，便不停增加老百姓的课税，以至于民不聊生，各地陆续发生农民起义。在这种情况下，范仲淹认为，要改革就要解决“三冗”问题。说实话，你要把庸官清下去，比登天还难。只要他一开口，立即就会有人上门说情。比如我是一个部长，我亲手提拔的人一大堆，部长手下司局级也提了不少亲信。层层下去，勾勾拌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利益集团，动一个人就是动力一个集团。动了一个集团就是动了国家的根本，可以说改革非常艰难。
庆历三年（公元1043），仁宗大胆启用了范仲淹。范仲淹一个月内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明黜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官员为什么要高升，为什么要降职，都要有明确的条文规定,不能动不动就升一个官员。范仲淹出任宰相后有这样一个故事，他决定裁汰庸官，第一批要裁掉一千多人。古人裁官不是就地休息，而是回乡种田。现在让你提前退休都不乐意，那时是回去种田，这个难度就更大了。听说范仲淹就要批示裁官令了，一些朝廷大员元老级的跑去找他笔下留情。一家人一族人的衣食荣耀都寄托在这一个当官的人身上，你把他弄掉了怎么办啊？范仲淹把笔一放说：“大人，宁可让他一家人哭、一族人聚，我也不能让天下人哭啊！”这就是文人情怀。他是大文人！他的十项改革全都是有的放矢，要解决朝廷多年的积弊。每一项改革都触动了权贵的利益、社会的痼疾。宋朝建国是在960年，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是在1043年秋天。范仲淹的改革蓝图也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把干部队伍整顿好。“两个基本点”一个是教育问题，一个是农业问题。教育之风要正起来，要为国家培植真正有用的人才，不要对农民搞苛捐杂税。这种改革也是“一主两翼”。他亲自推动的“庆历新政”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同五百多年后张居正的“万历新政”一样，都是文人改革，同出一辙。张居正比他更彻底，全国两万六千名高级干部，他一下裁掉六千多，三个月之内完成，当时在北京当官的绝不能逗留北京，全部送回原籍，由当时的“武警”包送回去。为什么不让他们留北京呢？他怕裁下来的“老人”闹事。这些老人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是很厉害的，张居正这一招是很厉害的，高官走了那么多，北京的房价”一下跌的很厉害。范仲淹也是这样，他八月升宰相，九月提出改革主张；十月就开始启动官员升降，规矩出来了，改革措施出来了，十一月份杜绝用人的裙带关系。这山头那山头全部扫除，一个不留，十一月上旬是抑侥幸，下旬是均公田。当官的占用了很多国家资产，所以当时的“国资委”要认真清理，全部要明细在账，登记在册半个月推一个措施，半个月发一个文件。那时“中央文件”是成堆发，比我们今天改革密度大很多。先解决“打铁还需自身硬”问题，然后再为老百姓减徭役。从历史经验看，真正的改革是为老百姓谋福祉，让社会稳定，不是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我们不要把利益集团的博弈当改革，那是不对的。范仲淹的改革一开始，就动了许多利益集团的“奶酪”，一时间所有的贵族利益集团，都嚷嚷说，范仲淹在搞“朋党政治”，攻击他带着一帮书生把朝廷弄的乌烟瘴气。后来遇到一件很小的事，让范仲淹的改革彻底失败了。就是当时的“副宰相”杜衍的女婿苏舜钦，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当时他的职务相当于今天国家“高检”的“检察长”。他说中秋节来了单位应该组织下属会个餐，打个牙祭，但当时已有规定，不能公费开支。苏舜钦说，我掏腰包，出大头。然后把以前废旧的公文纸卖了一点钱，凑一凑，请部下喝酒。结果被“举报了”，说他带头破口子，作奸犯科。监守自盗，倒卖国家财产，满足自己花天酒地的需求。就这样上纲上线，告到了仁宗那里。仁宗顶不住压力，于是下旨把苏舜钦抓起来了。所以有时候反腐败也是搞政治斗争的一种方法。苏舜钦在牢里关了半年，判决下来削官为民，押解到苏州闲居。现在苏州的沧浪亭，就是苏舜钦到苏州买的。受到苏舜钦牵连，范仲淹的改革盟友杜衍首先被问责，说他子女管教不严，撤销“副宰相”职务，降为刺史，调出京城。前后不到两个月，改革的中间力量全部被免官或撤职。范仲淹被贬到了河北。公元1043年的改革，仅仅持续了半年。到庆历四年（公元1044）这帮改革领袖全部被免官或撤职，离开了京城。其中一个就属于改革集团的人物叫滕子京，被贬到了岳阳当太守。他一去就修缮了岳阳楼。新楼落成，他请改革派的老领导、老主帅范仲淹写一篇《岳阳楼记》。范仲淹在这篇文章一开头就说：“庆历四年，滕子京谪守巴陵郡......”第一句话就说他被贬到这里来了，其中最厉害的是他借洞庭湖来诉说自己的忧患，他写道：“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逐浪排空；日月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在这种情况下登上岳阳楼，自然也就产生了“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的情怀。他还想到，离开首都，离开了宰相的位置，可是国家三冗问题还没解决，又会卷土重来，看来这个问题遥遥无期了。小人都在京城呢。反对改革的队伍里有个官员甚至说“苏舜钦事件”终于将他们改革者一网打尽了。当然，如果没有一网打尽，便没有这篇《岳阳楼记》了。范仲淹在文章最后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这就是文人情怀的具体体现。
范仲淹遭受那么大的挫折，但他决不背叛朝廷和他服务的政权。朝廷用他的时候他为老百姓说话，为来百姓做事；不用他的时候，他会担心皇帝，怕他做错事。所以他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读懂了《岳阳楼记》觉得满纸兴亡，感慨非常。由此悟到，文章哪能瞎写啊，在大文豪那里，每一篇文章里都记载了一个文人高贵的情怀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于忧患。不想我们现在的文人，喝喝咖啡就写一篇文章，那有什么意思呢？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时而作。“忧谗畏讥”，并不是小人多，诽谤我的多，我就不爱这个国家，就同我服务的这个政权离心离德了，这就不是君子所为。这是文人情怀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