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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最初是鲁国史书，甚至是东周列国对史书统一的称呼。
因为当时记史，是这样的格式：
鲁某公某年春，有人篡位了；
鲁某公某年秋，我国与隔壁干了一架；
鲁某公某年冬，天降大雪有读书人聚集起来要求南方供暖；
也就是说史书记事会写明事情发生的季节，而四季当中又属“春”“秋”事多，因为夏天太热，冬天太冷，国家要搞大事情往往赶在春、秋两季进行。
古人看一本书里既然那么多“春”和“秋”，那这种书不如就叫《春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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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至圣先师孔子，晚年回鲁国做法官（司寇），然而官场不顺，处处被人下绊子。
读书人嘛，生气也是动口不动手，郁闷之下只能写写书发泄一下，想把政敌对手的那些腌臜龌龊事全部抖落出来。
作为当时最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孔子对自己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这本书不能沦为牢骚骂街书，而要把想讲的道理全部寓进真实的历史事件里，这样能才让人印象深刻（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要做到骂了一个人，他还看不懂，甚至拍手称快。这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追求一种“骂人不带脏”的境界。
于是孔子动手编修了鲁国的史书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这就是《春秋》。而史书《春秋》过了一遍孔子的手，就不再是史书，而成了儒家的经书（鲁人记之则为史，仲尼修之则为经）。这便是身份地位的力量。
而这本《春秋》基本是一部天书，它难读到了什么地步呢？“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十年不能知也。”，就是说《春秋》如果没有后来《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为之解释，就算是圣人关上门苦思十年也不能知道他到底写了些啥。孔子达成了他的目的，《春秋》几乎没人能读懂，但褒贬自在其中。
这就是“春秋”从鲁国古史变成儒家经文的故事。至于再往后，“春秋”继续演变成一个300年的时代（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的名称，其实也和孔子这部天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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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的地位如此之高，所以司马迁写《史记》，心心念念想要达到的最高成就是“继《春秋》”。
《史记》在司马迁写的时候并不叫《史记》，它叫《太史公书》，因为司马迁当时继承他的父亲司马谈做了太史令，也称太史公，太史公写的书自然就叫《太史公书》。
《太史公书》是在东汉的时候第一次有了《史记》的名字，并被大家认可，之后“太史公书”的名字就默默被替换成了“史记”。
“史记”这个词比起“春秋”来可谓毫无花哨，它就是字面上的史书、史料的意思。一本史书，还不是官修历史，直接拿到了“史记”之名，这就像当年新浪微博、腾讯微博、网易微博同时在跑，最后新浪微博拿走了“微博”的域名，从此说起微博就默认指新浪微博，这是什么荣誉和地位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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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史记”这个名儿还有别的猫腻。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太史公书》是以“史记”命名，而不是“史书”、“史料”之类？
《春秋》的高度太难达到，因为它不是单纯的史书了，而是一本挂在儒家教主名下的“圣经”，一个刑后余人捣鼓的《史记》和一个title“大成至圣文宣王”的超级大V写的《春秋》两者很难进行“公平较量”。或许司马迁写史的高度已超过《春秋》，但限于司马迁的身份，《太史公书》永远没办法让天下儒生人手一本，不读不是中国人。
对于这种超越能力之外的较量，司马迁的粉丝当然心有不甘。于是他们也耍起了赖皮。大约是后世司马迁的粉丝太想告慰司马迁，让《太史公书》从某种刁钻的角度达成继《春秋》的成就，他们玩了一个文字游戏。
在《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有这样一段话：“（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说的是孔子参考鲁国的历史记载写了《春秋》。于是好事者故意把“史记”的名字给了《太史公书》，这样一来，如果硬要歪解的话，司马迁甚至都不是继《春秋》了，直接反过来变成孔子因《史记》作《春秋》了，是孔子在“抄”司马迁。你说太史公伟哉不伟哉？
这原本是粉丝的一种精神胜利法，但后世偏偏认可了这本司马迁呕心沥血14年作品的《史记》之名，那就是另一种说法了，赖皮就成了加冕。粉丝的心机最终让司马迁对孔子的追星生涯走向巅峰，这样的结果不是司马迁不想谦虚，实在是实力不允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