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的记忆，对一般人来说当然都是好的，可是当一个人无法过一个好年的时候，过年往往比平常带来更深的寂寞与悲愁。
有一年过年，当我听母亲说那一年不能给我们买新衣鞋，忍不住跑到院子里靠在墙砖上哭了出声。
那一年我十岁，本来期待着过年买一套新衣已经期待了几个月了。在那个年代，小孩子几乎是没有机会穿新衣的，我们所有的衣服鞋子都是捡哥哥留下的，唯一的例外是过年，只有过年时可以买新衣服。
其实新衣服也不见得是漂亮的衣服，只是买一件当时最流行的特多龙布制服罢了。但即使这样，有新衣服穿是可以让人兴奋好久的，我到现在都可以记得当时穿新衣服那种颤抖的心情，而新衣服特有的棉香气息，到现在还依稀留存。
在乡下，过年给孩子买一套新制服竟成为一种时尚，过年那几天，满街跑着的都是特多龙的卡其制服，如果没有买那么一件，真是自惭形秽了。差不多每一个孩子在过年没有买新衣，都要躲起来哭一阵子，我也不例外。
那一次我哭得非常伤心，后来母亲跑来安慰我，说明为什么不能给我们买新衣的原因。因为那一年年景不好，收成抵不上开支，使我们连杂货店里日常用品的欠债都无法结清，当然不能买新衣了。
我们家是大家庭，一家子有三十几口，那一年尚未成年的兄弟姊妹就有十八个，一个一件新衣，就是最廉价的，也是一大笔开销。
那一年，我们连年夜饭都没吃，因为成年的男人都跑到外面去躲债了，一下子是杂货店、一下子是米行、一下子是酱油店跑来收账，简直一点解决的办法也没有，那些人都是殷实的小商人，我们家也是勤俭的农户，但因为年景不好，却在除夕那天相对无言。
当时在乡下，由于家家户户都熟识，大部分的商店都可以赊欠的，每半年才结算一次，因此过年前几天，大家都忙着收账，我们家人口众多，每一笔算起来都是不小的数目，尤其在没有钱的时候，听来心惊。
有一个杂货店的老板说：“我也知道你们今年收成不好，可是欠债也不能不催，我不催你们，又怎么去催别人呢？”
除夕夜，大人到半夜才回家来，他们已经到山上去躲了几天了，每个人都是满脸风霜，沉默不言，气氛非常僵硬。依照习俗，过年时的欠债只能催讨到夜里子时，过了子时就不能讨债了，一直到初五“隔开”时，才能再上门要债。爸爸回来的时候，我们总算松了口气，那时就觉得，没有新衣服穿也不是什么要紧，只要全家人能团聚也就好了。
第二天，爸爸还带着我们几个比较小的孩子到债主家拜年，每一个人都和和气气的，仿佛没有欠债的那一回事，临走时，他们总是说：“过完年再来交关吧！”对于中国人的人情礼义，我是那一年才有一些懂了，在农村社会，信用与人情都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不能尽到人情，但由于过去的信用，使人情也并未被破坏。当然，类似“跑债”的行为，也只反映了人情的可爱，因为在双方的心里，其实都是知道一笔债是不可能跑掉的。土地在那里，亲人在那里，乡情在那里，都是跑不掉的。
对生活在都市里的、冷漠的现代人，几乎难以想象三十年前乡下的人情与信用，更不用说对过年种种的知悉了。
对农村社会的人，过年的心比过年的形式重要得多，记得我小时候，爸爸在大年初一早上到寺庙去行香，然后去向亲友拜年，下午他就换了衣服，到田里去水，并看看作物生长的情况，大年初二也是一样，就是再松懈，也会到田里走一两回，那也不尽然是习惯，而是一种责任，因为，如果由于过年的放纵，使作物败坏，责任要如何来担呢？所以心在过年，行为并没有真正的休息。
那一年过年，初一下午我就随爸爸到田里去，看看稻子生长的情形，走累了，爸爸坐下来把我抱在他的膝上，说：“我们一起向上天许愿，希望今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大家都有好收成。”我便闭起眼睛，专注地祈求上天、保佑我们那一片青翠的田地。许完愿，爸爸和我都流出了眼泪。我第一次感觉到人与天地有着浓厚的关系，并且在许愿时，我感觉到愿望仿佛可以达成。
开春以后，家人都很努力工作，很快就把积欠的债务，在春天第一次收获里还清。
那一年的年景到现在仍然非常清晰，当时礼拜菩萨时点燃的香，到现在都还在流荡。我在那时初次认识到年景的无常，人有时甚至不能安稳地过一个年，而我也认识到，只要在坏的情况下，还维持人情与信用，并且不失去伟大的愿望，那么再坏的年景也不可怕。
如果不认识人的真实，没有坚持的愿望，就是天天过年，天天穿新衣，又有什么意思呢？
台湾作家林清玄，
回忆儿时苦过年。
务农因年景不好，
没买新衣哭声连。
父亲躲债至除夕，
全家人相对无言。
林清玄出身穷苦，
少年立志震文坛。
一代大家今已逝，
祝先生乐在九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