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 卡拉米克斯（陶器市场）旧城门遗址，这里埋葬着伟大的索伦和伯利克里，柏拉图学园也在此处
雅典的民主让柏拉图无限悲愤了。因为它把自己的老师，一个自称城邦的牛虻、虔敬守法的苏格拉底，以“败坏青年、鼓吹异邦信仰”罪判了死刑。法庭上的苏格拉底，一以贯之着“自认无知”的反讽智慧，拒绝请求开恩和缴纳赎金，足以令那些由皮革匠、同铁匠、批发商、雕刻师、三流剧作家组成的“自认有智”的陪审团恼怒了。在最后的日子里，苏格拉底淡定从容地讲述着灵魂不死。弟子中，柏拉图和色诺芬用自己的风格分别记述了老师的这些思想点滴。两部《申辩篇》，飞扬着些许思绪，刻录下永久的伤痛，雅典乌合之众制造的集体暴力。苏格拉底之死，给柏拉图一个活生生的民主施暴场面。躲在民主背后的集体暴力，种下了柏拉图心中的一颗毒牙：民主政制是“最坏”的一种政体。其坏的程度与武力夺权的僭主政制表里如一。
传说关押苏格拉底的监狱，苏格拉底在此饮鸩而亡
无疑，自梭伦改革以来，到公元前5世纪中叶伯利克里时代，民主为雅典的繁荣提供了制度保障。普罗塔戈拉们的智者运动，加速了政治平民化、大众化进程。爱斯库罗斯的《波斯人》一剧中，波斯皇后阿托萨问：“谁是他们（雅典人）的牧人？谁是他们军中的统帅？”歌队唱：“他们不做臣民与奴隶”（《罗念生全集》第二卷，第32页）。可见，雅典人对自由和民主的骄傲跃然纸上。他们相信正是自由价值击败了专制帝国统帅大流士。伯利克里在阵亡将士墓前的演讲更是把雅典价值鼓吹得体无完肤：“我们的城市是全希腊的学校。我可断言，我们每个公民在生活许多方面能够独立自主……你们要下定决心，要自由，才能幸福；要勇敢，才能有自由”（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38页）。然而正是这种引以为豪的绝对民主让雅典最终还是抵不住马其顿帝国的铁蹄而分崩离析。原因何在？应了柏拉图的那句话：“极端的自由导致极端的奴役”，这是柏拉图批判雅典民主制的核心理念。
雅典的民主政治建立在“轮番为治”的理念上，人人都可以直接行使参政权利。没有“代议制”的民主必然空间受限。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10个人不是一个城邦，但10万人也不算一个城邦。雅典狭小的城市国家便为这种抓阄、拈豆式的直接民主、绝对平等提供了实验场所。保证多数人统治的“轮番为治”让雅典人尝到了甜头，同时也使他们面临体制性的危机。人人都有机会参政或拒绝参政的绝对自由，使得政治如同儿戏，决策时常群情激昂、出尔反尔。柏拉图说“这里的公民灵魂变得非常敏感，只要有谁建议要稍加约束，他们就觉得受不了，就要大发雷霆……他们真的不要任何人管了，连法律也不放在心上，不管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国家篇》563E）。
柏拉图讥讽道，在民主城邦里一切都充满自由精神，连驴子都随便撞人，只要你挡着道的话。而绝对平等往往使得知识、美德、才能、财富等因素边缘化，无法实现社会普遍正义。“民主制使智慧边际化”（Democracy marginalizes the wise），在柏拉图眼里便是雅典政治生活的真实写照。政治智慧、道德素质、专门技能的大面积退场，意味着公共空间里低能化、主观化、情绪化的阴影突飞猛进。公元前427年雅典人镇压了米提利亚暴动，公民大会决定处死米提利亚所有男人，把妇女孩子卖为奴隶。第二天雅典人倍觉后悔，便派快船把信使追将回来；公元前408年，雅典海军战胜斯巴达舰队，因10位将军为追击敌军来不及掩埋牺牲的士兵而遭到指控，其中6人被判处死刑。苏格拉底作为陪审团唯一坚决反对的成员，却也无力回天。过了不久，雅典人又后悔万分了，补偿了这些哭鬼冤魂。放逐智慧以后的经常“后悔”，似乎成了雅典直接民主的病症。普鲁塔克记录了一个政治家阿里斯提德被自己忠实信奉的“贝壳法”放逐的故事。一天，阿里斯提德正在主持贝壳放逐仪式。一位目不识丁的平民问他，“谁是阿里斯提德”？并请他把阿里斯提德的名字代为写到贝壳上。阿里斯提德问，“你为何要放逐阿里斯提德”？平民回答，“每天都有人在我的耳边提到这个名字，夸他如何公正，实在太烦了”。阿里斯提德听罢，便默默地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了这位平民兄弟的贝壳上（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20页）。因为听烦了一个人的名字就行使反对意见的民主权利，似乎成了所有民主制度的一大难题。“民意”、“民心”里面究竟潜伏着多少灰色、PH值有多浓，的确很费考量。雅典的智慧和苏格拉底、10大将军、阿里斯提德等人一起被“民意”放逐了。
远眺帕台农神庙，在此索伦发表演讲
在“民意”、“民心”的背后往往躲藏着操盘手，这是深为柏拉图所痛斥的。这些人常常把自己打扮成“平民领袖”（Demagogos），躲在群众的影子里面煽风点火、摇唇鼓舌，充当平民利益的“保护人”，为平民的利益而辩。他借民众的力量打到对手、攫取国家权利之后，便从平民的“保护人”变成了十足的暴君。早期对任何人“满面笑容”，“逢人问好”，于公于私都“有求必应”。或分配土地给平民，或豁免穷人的债务，“到处给人和蔼可亲的印象”。一旦羽翼丰满起来，便摇身一变，“不可避免地变成一只狼”，成了一个僭主，露出吃人本相（《国家篇》566A）。亚里士多德同样看到由民主到暴政的内在逻辑通道。他说，在极端民主政体中，一切事务的最后裁定不是取决于法律，而是民众意志。而民众意志又往往被民众领袖的个人意志所操纵。“平民领袖们把一切事情招揽到公民大会，于是用群众的决议发布命令以代替法律的权威。一旦群众代表了权力，他们就代表了群众意志；群众既被他们所摆布，他们就获得了左右国政的地位”（《政治学》1292a5-25）。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民主与暴力的辨证关系的认识还是具有相当启发力的。无论直接民主，还是代议民主，都不能不面临智慧、知识、道德、能力的边际化的风险，不能不担心民意的被代表、被利用乃至被强奸的概率问题。何种政制最合理、最放心，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给出了各自的回答。柏拉图沿着赫拉克利特、毕达戈拉、德谟克利特及老师苏格拉底的传统，提出了少数优秀人执政的“贤人政制”。而亚里士多德按照他的“分配正义”理念，倡导他的中产阶层执政的“共和政制”。但两者都坚持，城邦的有效治理只有通过专门知识技能的训练才能完成。《国家篇》可视为一部训练国家治理者的教科书。“专家治国”---由具备政治智慧、道德素养、专门知识的人进行治国安邦，自柏拉图以降，这种理念在西方世界成渐成主流。
雅典火神庙（公元前6世纪），附近为苏格拉底与智者对话的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