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成公十三年》中写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一个国家最大的事,除了祭祀便是战争了。这透露出古代社会的统治者们对武力征伐的无限崇尚。
人类自从进入了文明社会,便免不了会发生各种冲突,个人之间的是小的争执,群体之间的是大的争端。而有了国家这种特殊的组织架构之后,冲突的规模放大数倍,即为战争。吕思勉在《秦汉史》中,有很大一部分对战事的记载。”
奴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的战争,多为王朝统一,外族入侵,朝廷动乱,农民起义等,争夺的是权力,土地,物产之类的利益。本质上是两方甚至多方利益之间有积累已久或是很深的矛盾,在玉帛无法调和的时候,只好动用干戈来解决问题。战争一般是由势不均力不敌的统治者之间调起来的,在群雄逐鹿的过程中,得利的当然是获胜的一方,所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然而一将功成万骨枯,每一场杀伐,满足了统治者的权欲,流的是将士们的血,牺牲的是无数的生命,以及平民百姓的安宁。
在秦汉短短四百四十年的时间里,所发生的大大小小的战争可以说是不计其数。秦始皇灭六国而统一天下,待政权刚刚稳固又开疆拓土,北逐戎狄,南平百越,扫清骑寇,使得中国第一次有了明确的版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王朝,然而也是个短命王朝,至于原因,用贾宜《过秦论》中的“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足以概括。抗击匈奴,是为了抵御外族的入侵,安定边疆,方便统治。
秦之统一并未给百姓带来平静的生活,其暴政使得民众积怨颇深,于是便有了陈涉吴广的大泽乡起义。此为中国第一次农民起义,由于缺乏作战经验,陈涉与吴广均死于部下之手,起义以失败告终。之后历史上许多的农民起义,大多数都失败了,主要是因为农民军没有充足的武器,未受过专门的训练,更是毫无作战经验。陈涉首事后,天下各路豪杰并起,英布、秦嘉等六国旧贵族纷纷拥兵割据,刘邦、项羽继承陈涉吴广未竟之事,完成推翻秦朝统治的大业。
佞臣赵高伪造遗诏扶持胡亥上位,诛杀李斯、蒙恬,排除异己,二世为稳固皇位疯狂屠杀手足,导致秦朝局势江河日下。即使有章邯、王离此类国之栋梁,但因为秦王朝不行仁政,奸臣当道,气数已尽,本该与沛军作战的秦将被说服而倒戈袭秦,最终秦王子婴投降,刘邦入咸阳。我国第一个王朝如同流星一般短暂地划过历史的夜空,印证了“亡秦者胡也”的谶纬,只是“胡”非匈奴,而是胡亥,不知道始皇帝在地下知道后会不会气得不肯投胎了。
秦亡之后,项羽分天下,立诸将为侯王,诸王各怀心思,时局不定。实力最强的有项羽与刘邦,一山不容二虎,对封地不满的刘邦在公元前205年拜韩信为大将军,并联络诸侯声讨项羽,拉开了楚汉相争的序幕。经过彭城之战、成皋之战,两方势力形成对峙局面。潍水之战后,楚军失利,楚汉订立盟约,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项羽引兵东归,史称楚河汉界。
楚汉盟约后刘邦在张良等人的建议下全力追击楚军,两军在固陵一战,项羽虽然小胜却在垓下遭遇重创,自刎于乌江。走投无路时项羽谓其骑“天之亡我,非战之罪”,本有机会渡河逃走,却说一句“天之亡我,我何渡为”选择了自刎。项羽认为自己会失败是天意,而没有深思人为因素。作者总结刘项之成败,汉有萧何守关中,除了韩信以下还赵、代、燕、齐,而楚因彭城之战而兵少食尽,这是主要原因。
洛阳宫酒宴上刘邦说起自己为何得天下,道破了项羽失败的根本原因:不善用人,妒贤嫉能。《荀子·劝学》中写道“君子善假于物”,其实不仅要善于借助外物,还需善于用人,扬其长避其短,任人不唯亲而唯贤,才可多助,这也正是刘邦能够取胜的原因。
汉室初建,百废待兴,高祖分封王国,本意是为安定诸侯,却为景帝时的七国之乱埋下祸根。
御史大夫晁错提议削藩以加强中央集权,因不满朝廷削弱自己的权力,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刘姓宗室诸侯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起兵叛乱。汉与梁国联合平乱,七国被废,西汉诸侯王势力基本消除,中央权力得以进一步稳固。此次战乱是由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导致的,因为中央与地方不可能同时拥有很大权力,所以必然会有一方处于弱势,或是直接被清除,这里七国的情况便属于后者。
自文帝后匈奴逐渐骄纵,骚扰边境,杀掠人民,实为大患。元光六年,武帝开始出兵击匈奴。涌现出了著名的将军:卫青、霍去病、李广、李陵、李广利等大将,汉将主要在河套平原,阴山山脉,河西走廊,漠北,西域等地区与匈奴交战。在四十几年间,先后有十几仗以及三次决定性的大战役,分别是河南、漠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地域跨度大,持续时间长,影响深远,汉朝取得了较大胜利,占领匈奴大部领土,基本上解决了匈奴南下骚扰边民的问题,巩固了汉朝的统治。
汉武帝尚武,开拓的疆域颇为辽阔,后世盛时的版图已在这时略具规模。然而,武帝用兵有一定过失,作者评其“功不掩其罪”。“喜怒任情,用人以私”,文武百官中有许多是外戚以及合乎心意的宠臣,如卫青仅以和柔媚于上,霍去病贵不省士而不与将士一同吃苦等。又喜怒无常,决策不当,如对李陵灭族,对为李陵说公道话的司马迁施以腐刑等。这些都导致国力大伤,百姓劳苦。且按照现在的民族划分,匈奴只是华夏的一部分,当时中国的统治者们都把匈奴看做“夷狄”排除在外,这种旧的大汉族主义历史观在当今是不利于民族团结的。有了统一的政权,才可以减少战争。
武帝后的昭宣元成时,无内乱,用兵于四夷,与匈奴抗争,远没有武帝时候激烈,史册上没有较大战役的记载。
西汉后期,整个社会危机四伏,政治动荡,汉室“更受命”之说大肆流行,人心涣散,王莽趁机篡汉,建立新朝。为了稳固政权进行改革,非但没有缓和矛盾,反而加速社会动荡,赤眉、绿林军揭竿而起,推翻新室统治,这是继秦末大泽乡起义后又一次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历史事实证明,当社会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时,总会有人争相进行反抗。许多人会想着对胜利果实分一杯羹,然而最终得到天下的并不一定是在战争中出力最大的,于是推翻旧政后战乱犹在,笑到最后才是赢家,由此实现王朝更替。
王莽之后,汉室复兴,东汉开始。更始皇帝刘玄建立政权,却因为无道而坐不稳皇位,各地起义仍旧不断,短短三年被推翻。光武于河北自立,汉朝才算真正得以匡复。定关中,平群雄,开后汉盛世。匈奴分裂成南北两支,南匈奴与汉朝重修旧约,北匈奴退居漠北而衰微,西域得以安定,战乱较少。
后汉之时,外戚宦官掌握重权,皇帝形同傀儡。外戚与宦官为了满足贪欲争斗不断,导致政治腐败,经济糟乱,百姓生活痛苦不堪,最终后汉中叶后外患内乱四起。汉安帝时,乌桓、鲜卑开始反叛,边患逐渐严重。到了灵帝之时,幽州、并州、凉州三个缘边郡边患更胜。因为没有设置西域都护,后汉远没有前汉那样对西域驾驭得当。
除了外患,还有内乱。汉灵帝时,由于外戚宦官专权,朝纲不振,吏治废弛,边疆战乱,国势疲弱,盗贼、海贼猖獗,社会混乱不堪,然而税负沉重,于是光和七年有了轰轰烈烈的黄巾起义。虽然政府军取胜,但是因为朝廷涣散,诸郡割据,汉桓帝末权臣董卓废少帝立献帝,东汉名存实亡。
董卓废立之后,其部将李傕、郭汜作乱。东方诸侯力争经营,曹操、袁绍、刘备之辈群起,曹操平定北方,孙氏占据江东。曹操于建安元年入洛阳,东平吕布,摧袁术,走刘备,北破袁绍,西抚关中,中原略定。
然而,赤壁之战中曹操犯了兵家之忌而失利,使得天下三分之势初成。赤壁之战孙刘联军能够以少胜多,不论是史书还是民间传说,皆论之所以获胜,是因为有天时地利人和,这其实也是古代对战争中各种影响因素的归纳。
刘备占蜀地汉中,孙吴处长江以南,曹魏雄据北方,三足鼎立。三国势力互相拉锯交战多年,实力有所消长,但始终没有撼动三方稳固的局面。三国末,蜀国因少主无能,贤才稀少,且连年征战而每况愈下;吴国强夺荆州杀关羽而与蜀国反目,蜀汉灭亡后吴国无力对抗强大的魏国,势力愈衰;魏国被司马氏专权,成篡魏之势,“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天下最终落在司马氏家族手中。司马氏建立晋国,分裂暂时结束,天下得以一统。此后,中国历史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
纵观秦汉四百多年历史,天下分分合合,正是印证了《三国演义》中“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之理。掌权者频频更替,长久的可以持续几十年,短暂的的如同昙花一现,变的是王朝的姓氏,不变的是封建国家装置。凡遇到多方权力利益冲突时,便争战不断,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无数相似的场景在历史上演着。在人类历史画卷上,战争总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这个远离了尚武的年代,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铭记历史教训,为世界和平出一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