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阳明辨别朱陆 ， 江彬冒功遇宠。

正德六年，王阳明在京师，在吏部任验封清吏司主事。

此时他的两个朋友王舆庵和徐成之对朱陆是非有些争执，希望他能给个评论。

朱是指朱熹，朱熹（1130年—1200年），字元晦，号晦庵。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朱熹主张格物致知，具体内容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事故。在“知”“行”关系上，朱熹主张“知先行后”。

陆是指陆九渊，陆九渊（1139年—1193年），字子静。南宋哲学家，心学的代表人物。因书斋名“存”，世称存斋先生。又因讲学于象山书院，被称为“象山先生”，学者常称其为“陆象山”。陆九渊为宋明两代“心学” 的开山之祖，与朱熹齐名，而见解多不合。主“心即理”说，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学茍知道，六经皆我注脚”。

在心、理问题上,陆九渊主"心即是理",以心为本体,故不必到心外去求理;朱熹主"性即是理",以理为本体,视心为认识主体,故必须到心外去求理。

其实朱陆之争早就有了，1175年6月，陆九渊与朱熹在江西上饶的鹅湖寺会晤，研讨治学方式与态度。朱熹主张通过博览群书和对外物的观察来启发内心的知识；陆九渊认为应“先发明人之本心然后使之博览”，所谓“心即是理”，两派学术见解争持不下。这就是史学家所说的“鹅湖之会”。

王舆庵赞同陆九渊，说晦庵派学说“支离”，徐成之赞同朱熹，说“象山”派学说“禅学”。两人找王阳明给评论一下孰是孰非。王阳明给徐成之写了封回信。劝两人不要非得争个是非曲直，要互相取彼此的长处。

答徐成之（壬午）

承以朱、陆同异见询。学术不明于世久矣，此正吾侪今日之所宜明辨者。细观来教，则舆庵之主象山既失，而吾兄之主晦庵亦未为得也，是朱非陆，天下之论定久矣，久则难变也。虽微吾兄之争，舆庵亦岂能遽行其说乎？故仆以为二兄今日之论，正不必求胜。务求象山之所以非，晦庵之所以是，穷本极源，真有以见其几微得失于毫忽之间。若明者之听讼，其事之曲者，既有以辨其情之不得已，而辞之直者，复有以察其处之或未当。使受罪者得以伸其情，而获伸者亦有所不得辞其责，则有以尽夫事理之公，即夫人心之安，而可以俟圣人于百世矣。今二兄之论，乃若出于求胜者，求胜则是动于气也，动于气，则于义理之正何啻千里，而又何是非之论乎！凡论古人得失，决不可以意度而悬断之。今舆庵之论象山曰：“虽其专以尊德性为主，未免堕于禅学之虚空；而其持守端实，终不失为圣人之徒。若晦庵之一于道问学，则支离决裂，非复圣门‘诚意正心’之学矣。”吾兄之论晦庵曰：“虽其专以道问学为主，未免失于俗学之支离，而其循序渐进，终不背于《大学》之训。若象山之一于尊德性，则虚无寂灭，非复《大学》‘格物致知’之学矣。”夫既曰“尊德性”，则不可谓“堕于禅学之虚空”，“堕于禅学之虚空”，则不可谓之“尊德性”矣。既曰“道问学”，则不可谓“失于俗学之支离”，“失于俗学之支离”，则不可谓之“道问学”矣，二者之辩，间不容发。然则二兄之论，皆未免于意度也。昔者子思之论学，盖不下千百言，而括之以“尊德性而道问学”之一语。即如二兄之辩，一以“尊德性”为主，一以“道问学”为事，则是二者固皆未免于一偏，而是非之论尚未有所定也，乌得各持一是而遽以相非为乎？故仆愿二兄置心于公平正大之地，无务求胜。夫论学而务以求胜，岂所谓“尊德性”乎？岂所谓“道问学”乎？以某所见，非独吾兄之非象山、舆庵之非晦庵皆失之非，而吾兄之是晦庵，舆庵之是象山，亦皆未得其所以是也。稍暇当面悉，姑务养心息辩，毋遽。

徐成之看完回信后对王阳明的回信不太满意，说他的答复不太明白清楚，好像有暗中支持王舆庵的嫌疑。这样王阳明又给徐成之写了封长信。

二（壬午）

昨所奉答，适有远客酬对纷纭，不暇细论。姑愿二兄息未定之争，各反究其所是者，必己所是已无丝发之憾，而后可以及人之非。早来承教，乃为仆漫为含胡两解之说，而细绎辞旨，若有以阴助舆庵而为之地者，读之不觉失笑。曾为吾兄而亦有是言耶？仆尝以为君子论事当先去其有我之私，一动于有我，则此心已陷于邪僻，虽所论尽合于理，既已亡其本矣。尝以是言于朋友之间，今吾兄乃云尔，敢不自反其殆陷于邪僻而弗觉也？求之反复，而昨者所论实未尝有是。则斯言也无乃吾兄之过欤？虽然，无是心而言之未尽于理，未得为无过也。仆敢自谓其言之已尽于理乎？请举二兄之所是者以求正。

舆庵是象山，而谓其“专以尊德性为主”，今观《象山文集》所载，未尝不教其徒读书穷理。而自谓“理会文字颇与人异”者，则其意实欲体之于身。其亟所称述以诲人者，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曰“克己复礼”，曰“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曰“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夺”。是数言者，孔子、孟轲之言也，乌在其为空虚者乎？独其“易简觉悟”之说颇为当时所疑。然“易简”之说出于《系辞》，“觉悟”之说虽有同于释氏，然释氏之说亦自有同于吾儒，而不害其为异者，惟在于几微毫忽之间而已。亦何必讳于其同而遂不敢以言，狃于其异而遂不以察之乎？是舆庵之是象山，固犹未尽其所以是也。

吾兄是晦庵，而谓其“专以道问学为事”。然晦庵之言，曰“居敬穷理”，曰“非存心无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虽不见闻，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离于须臾之顷也”。是其为言虽未尽莹，亦何尝不以尊德性为事？而又乌在其为支离者乎？独其平日汲汲于训解，虽韩文、《楚辞》、《阴符》、《参同》之属，亦必与之注释考辩，而论者遂疑其玩物。又其心虑恐学者之躐等而或失之于妄作，使必先之以格致而无不明，然后有以实之于诚正而无所谬。世之学者挂一漏万，求之愈繁而失之愈远，至有敝力终身，苦其难而卒无所入，而遂议其支离。不知此乃后世学者之弊，而当时晦庵之自为，则亦岂至是乎？是吾兄之是晦庵，固犹未尽其所以是也。

夫二兄之所信而是者既未尽其所以是，则其所疑而非者亦岂必尽其所以非乎？然而二兄往复之辩不能一反焉，此仆之所以疑其或出于求胜也。一有求胜之心，则已亡其学问之本，而又何以论学为哉？此仆之所以惟愿二兄之自反也，安有所谓“含胡两解而阴为舆庵之地”者哉！夫君子之论学，要在得之于心。众皆以为是，苟求之心而未会焉，未敢以为是也；众皆以为非，苟求之心而有契焉，未敢以为非也。心也者，吾所得于天之理也，无间于天人，无分于古今。苟尽吾心以求焉，则不中不远矣。学也者，求以尽吾心也。是故尊德性而道问学，尊者，尊此者也；道者，道此者也。不得于心而惟外信于人以为学，乌在其为学也已！仆尝以为晦庵之与象山，虽其所为学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为圣人之徒。今晦庵之学，天下之人童而习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于论辩者。而独惟象山之学，则以其尝与晦庵之有言，而遂藩篱之。使若由、赐之殊科焉，则可矣，而遂摈放废斥，若碔砆之与美玉，则岂不过甚矣乎？夫晦庵折衷群儒之说，以发明《六经》、《语》、《孟》之旨于天下，其嘉惠后学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议者。而象山辨义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后学笃实为己之道，其功亦宁可得而尽诬之！而世之儒者，附和雷同，不究其实，而概目之以禅学，则诚可冤也已！故仆尝欲冒天下之讥，以为象山一暴其说，虽以此得罪，无恨。仆于晦庵亦有罔极之恩，岂欲操戈而入室者？顾晦庵之学，既已若日星之章明于天下；而象山独蒙无实之诬，于今且四百年，莫有为之一洗者。使晦庵有知，将亦不能一日安享于庙庑之间矣。此仆之至情，终亦必为吾兄一吐者，亦何肯“漫为两解之说以阴助于舆庵”？舆庵之说，仆犹恨其有未尽也。

夫学术者，今古圣贤之学术，天下之所公共，非吾三人者所私有也。天下之学术，当为天下公言之，而岂独为舆庵地哉！兄又举太极之辩，以为象山“于文义且有所未能通晓，而其强辩自信，曾何有于所养”。夫谓其文义之有未详，不害其为有未详也；谓其所养之未至，不害其为未至也。学未至于圣人，宁免太过不及之差乎！而论者遂欲以是而盖之，则吾恐晦庵禅学之讥，亦未免有激于不平也。夫一则不审于文义，一则有激于不平，是皆所养之未至。昔孔子，大圣也，而犹曰“假我数年以学《易》，可以无大过”；仲虺之赞成汤，亦惟曰“改过，不吝”而已。所养之未至，亦何伤于二先生之为贤乎？此正晦庵、象山之气象，所以未及于颜子、明道者在此。吾侪正当仰其所以不可及，而默识其所未至者，以为涵养规切之方，不当置偏私于其间，而有所附会增损之也。夫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过也必文。世之学者以晦庵大儒，不宜复有所谓过者，而必曲为隐饰增加，务诋象山于禅学，以求伸其说；且自以为有助于晦庵，而更相倡引，谓之扶持正论。不知晦庵乃君子之过，而吾反以小人之见而文之。晦庵有闻过则喜之美，而吾乃非徒顺之，又从而为之辞也。晦庵之心，以圣贤君子之学期后代，而世之儒者，事之以事小人之礼，是何诬象山之厚而待晦庵之薄耶！

仆今者之论，非独为象山惜，实为晦庵惜也。兄视仆平日于晦庵何如哉？而乃有是论，是亦可以谅其为心矣。惟吾兄去世俗之见，宏虚受之诚，勿求其必同，而察其所以异；勿以无过为圣贤之高，而以改过为圣贤之学；勿以其有所未至者为圣贤之讳，而以其常怀不满者为圣贤之心；则兄与舆庵之论，将有不待辩说而释然以自解者。孟子云：“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惟吾兄审择而正之！

客观来说，王阳明还是很公正的，从两封信中可以看出他指出两人认识的不足之处，并没有因为他自己主张的心学而去批判朱熹的理学。后来黄宗羲在《宋元学案·象山学案》中这样评述说：

先生之学，以尊德性为宗，谓“先立乎其大，而后天之所以与我者，不为小者所夺。夫苟本体不明，而徒致功于外索，是无源之水也”。同时紫阳之学，则以道问学为主，谓“格物穷理，乃吾人入圣之阶梯。夫苟信心自是，而惟从事于覃思，是师心之用也”。两家之意见既不同……于是宗朱者诋陆为狂禅，宗陆者以朱为俗学，两家之学各成门户，几如冰炭矣。……考二先生之生平自治，先生之尊德性，何尝不加功于学古笃行，紫阳之道问学，何尝不致力于反身修德，特以示学者之入门各有先后，曰“此其所以异耳”。……二先生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即使意见终于不合，亦不过仁者见仁，知者见知，所谓“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

由此可见王阳明对待朱陆的观点还是比较理性客观的。

此时的京师附近由于刘六，刘七起义闹得人心惶惶。由于起义军很多都有良马，来往迅速，作战占有优势，朝廷的官兵根本不是对手，便从宣府，大同调边兵镇压起义军。

江彬当时以大同游击的身份随从总兵官张俊赴调。在经过蓟州时，他不由分说的把一家二十多口人全数杀害，并诬陷说这一家人都是贼，却得到上级的赏赐。后来他与起义军战于淮上，身中三箭，其中一箭射在面部，拔掉后继续血战，朱厚照听说后很是欣赏。

在边兵的强大战斗力之下，由农民组成的起义军很快就支撑不住了。

正德六年九月，起义军先后攻围河北沧州，阻截明朝漕运。十月，杨虎一支经天津、景州（今河北景县）、枣强等地，进入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向山东，攻城略地，与刘六军声势相倚，威震山东，然后转入安徽，但杨虎在义门（安徽亳州、涡阳间）渡河立际，遭明军袭击牺牲，所部由刘惠、赵燧统领，转入河南，继续战斗。刘六部南下山东，连克阳谷、寿张、沂水、曲阜等十县，攻打青州、兖州、沂州等明藩封地，继而转攻济宁，烧毁明漕运粮船一千二百艘。旋由济宁北进，转战于北起霸州，南至河南汤阴的广大地区。

七年正月，再次深入近京霸州地区。此时，刘惠、赵燧一支转战于安徽、河南等地。他们推举刘惠为奉天征过大元帅，赵燧为副元帅，立五军，列二十八营，委署都督、指挥等官，拥有步骑十三万众，打出“直捣幽燕之地”，“重开混沌之天”的旗帜，还申明军纪，不妄杀平民。起义军在河南连下不少州县，并于泌阳火烧伙同刘瑾作恶多端的前阁臣焦芳之家，兵锋直抵湖广襄阳等府县。七年二月，明政府加派右都御史彭泽提督军务，增调大同等处边兵和湖广士兵，采取四面堵截，督兵跟进的战术，追击河南起义军。五月，刘惠在南召（今河南南召东）同明军接战之际中箭牺牲，赵燧也在武昌被俘，后被处死于京城。

进逼京城的刘六、刘七起义军，见京师难以强攻，便由文安（今属河北）南下，入江苏，后又转入山东。明陆完集兵十万于山东登、莱地区，围剿义军。起义军奋力突围，与明军周旋于京师以南各州县。随着河南起义军的受挫，这支起义军渐向南方转移。闰五月，南至湖北黄州（今湖北黄冈），由团风镇夺舟入江，刘六因舟覆牺牲，刘七等自武昌而下，驾舟师转战于上起九江、下抵苏松的大江上下。明政府赶调彭泽增援陆完，分驻于南京以东地区和苏松地区，并加强了沿江要害之地的兵备。七月十八日，起义军攻打通州（今江苏南通），接着占领通州东南的狼山，凭险据守。二十一日，明兵由南北两面仰攻狼山义军阵地。起义军孤军奋战，众寡不敌，刘七、齐彦名等先后牺牲，起义失败。

平息叛乱后，遣边兵还镇大同，宣府，军过京师，正德帝朱厚照赏赐官兵，江彬和宣府守将许泰皆留不遣。江彬通过钱宁得以召见，朱厚照看到他面部的箭痕，叹道“壮士当如江彬”。

彬狡黠强狠，貌魁硕有力，善骑射，谈兵帝前，帝大说，擢都指挥佥事，出入豹房，同卧起。

就这样，江彬渐渐得宠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