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袋长在肩膀上，不代表它就会产生思想。
“一旦他开口说话，一旦他的学识抹去了他脸上的粉刺和浮肿，他丑陋的外表就消失了。”雷蒙·阿隆在描写学生时代的萨特时这样说道。这让我想起了之前和老哥聊天，他说他正在啃哲学，啃下来了，在情场上就可以“杀敌四千”了。想起这句话倒是觉得好笑，并不是笑我哥的想法，而是笑现在这年头，竟然还能用哲学“诓骗”无知少女？要是这招能用，我想我就不至于单身多年了。
行走在书店里，柏拉图、尼采、存在主义、福柯的身影都不在。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当你在书店里走着逛着，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人手一本书在翻阅，你以为大家都爱看书了，这个世界还有救。可当你再仔细看看每个人手中翻阅的那本书，人们乐于谈论的那些书，你就会再次对这个世界失望。
我这人喜欢说大话，喜欢悲剧主义精神，所以偏好刻薄与责难。虽然只活了二十三四，却好像刚过十一或二，年少轻狂与年轻气盛还是一种称得上是标志的标签。所以我很难想象，在这样一个年纪的年轻人，迷上所谓的佛学是怎么回事。是时代的问题，还是个人的问题？我点了一杯咖啡在书店里坐下，突然想到了我高中的好朋友老马，一个在高中就对佛学十分着迷的人。那时我们俩都对哲学有着兴趣，但爱好互相鄙夷与争吵，说得好听点就是哲学上的思辨，说得不好听就是互相不看好对方的想法。他能和我谈佛教的各种原著，现在看来比很多人厉害多了，毕竟不是市面上烂大街的佛学阐述。当时我就在想，这个人怎么这么老气呢，这不还没成长吗，怎么就要放下了呢？后来上了大学，有一天去他的学校找他玩，在闲谈之余他说他开始理解西方哲学了，开始理解尼采与萨特这类人了。这或许和他研读很多西方文学有关，但刨除原因这个层面，再刨除他所谓的理解是否是践行的意思，我突然觉得这才是一个年轻人应该有的东西啊。
在我的观念里，年轻人怎么可以不读尼采和存在主义呢？八九十年代在中国盛行的东西，和那个时代的社会氛围有关。在话语权突然得到释放和扩大的年代，年轻人在压抑多年后都开始要说话了，可说什么好呢？年轻人的叛逆属性发挥了作用，存在主义也就盛行起来了。自由，在萨特看来，位于人类所有经验的中心，正是这一点，才把人类与其他事物区分开来。那句简单而有力的“存在先于本质”，在萨特看来足以概括存在主义。而在我看来，也应该足以概括所有年轻的人儿们。
可或许是时代不同了吧，人的生命在时代的洪流中逐渐被稀释。权力的不断收紧与压逼，消费主义对人思想的冲击，信息时代对人思想的放大与放空，这些或许都是我们这些年轻人不再如以往的年轻人那般生机勃勃的原因吧。我们的反叛在哪了呢？我们所要争取的东西又变成什么了呢？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主题又是什么呢？我以前一直以为可以在书中找到答案，在哲学中找到答案，在不断地交流中找到答案。然后我找到了尼采，找到了存在主义，找到了福柯。我以为我找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主题了，可在发现这已是上一代人的主题时，还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正如当年马塞尔在火车上听到一位女士说的一句话：“先生，太可怕了，存在主义！我有个朋友的儿子就是存在主义者，他竟然和一个黑鬼女人住在厨房里！”
当然，我的想法只代表我的视野，事实上我总是在极大程度上发挥着哈代的“多记印象，少谈主见”的精神。但不管怎样，我还是没能找到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答案，我的朋友依旧奋斗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对未来迷茫前，对现在都迷茫。或许我们都在抗争，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比如我用文字的形式，有朋友以放弃工作的方式 ，也有朋友以坚持工作的方式。可到目前为止，哲学已经消解得差不多了，存在主义精神在年轻人的脑海里已经发挥不出太大的作用了。但这种想法或许也不太对，毕竟年轻人们都在努力生活着，就像萨特在一次演讲结束后不久接受采访时总结的那样：“没有任何划定的道路来引导人去救赎自己；他必须不断创造自己的道路。但是，创造道路，他便拥有了自由与责任，失去了推脱的借口，而所有希望都存在于他本身之中。”
所以，年轻人们都心怀希望了？这就不得而知了。我知道的是，在存在主义哲学家们看来，通过哲学的方式反思生命的无常，这让他们相信自己会变得更加坚韧，更能超然于环境，并能更充分地做好准备，去面对悲痛、害怕、发怒、失望和焦虑；而我，也还坚信着。
走出书店，广州的春天阵阵寒凉，伴着片片落叶，竟有一丝浪漫主义。想起歌德说过，各时代的特征都是浪漫主义。没什么别的意思，仅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