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虽未解除，但我们似乎忘记了几个月前的战战兢兢，也不再顾及繁琐的防疫条例。大街上，早已恢复车水马龙。生的渴望很容易战胜死亡带来的恐惧。活着，活在当下，是战胜一切正义、悲愤、崇高说辞的正确选择。

如果不是“六亿”、“一千元”、“七千万”等数字在会场上说出，如果不是“西南某市3.5万个摊位带动十万人就业”，大概很多人还沉浸在盛世狂欢中。我们太容易相信媒体营造出的幻象，却对周边人的艰难生存选择视而不见。或者说，多年来，我们太相信崇高，太痴迷于盛大，一边惊异于巨大的变化，一边被无法辨别的信息迷惑双眼，而忘记了，自己及自己周边人的生活，才是这个社会的本质。

我见过在市场外边摆摊的小贩，卖菜的同时，一双警惕的眼睛扫视着远处路口，因为那里不一定什么时候闪出一辆执法车。我也见过被没收了杆秤的老太太下跪求饶。

我不相信那些合理而正确的规定，也不相信还城市以整洁和顺畅的愿景，我更不相信队员们一句“没办法，执行公务。”我相信一个老人如果还有较好的生活，她不会冒着严寒或烈日在路边摆摊，不会弯下走了几十年风风雨雨的双膝。

从年龄上来说，她是那些队员的父母辈或祖父母辈。

看过格里高利 曼昆的《经济学原理》，看过福山的《信任》，看过亚当斯密，看过哈耶克，那些曾经让我深深折服的理论，在现实的生存面前，轰然倒塌。还有比有尊严地好好活着更好的经济学吗？

当制度坚硬到能敲碎生存和尊严，那它绝不是善良的。牺牲底层人的生存需求换来的美妙光景，崩塌的速度一定远远超过营造它的速度。

好像在一夜之间，她可以重新走向街头，甚至是被请上街头摆摊。昨天还是要坚决清理的垃圾，今天反而成了座上宾。我大概能想象到，她不用诚惶诚恐小心翼翼了。

可我怎么都高兴不起来。

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良善、上进心和求生的欲望，也不是多年的拼搏与积累，而是无从把握的制度。在这个密密织就的网中，你我皆无所逃。命运操于他手，我们何曾有过自己的选择？

谁知道明天等待她的是什么条例呢？

谁知道明天等待我们的是怎样的控制？

我们到底是自己命运的的主人，还是为他人制造珍馐美味后无声消失的累累白骨？

以我们几千年来积攒的生存智慧，我相信我们能从死板呆滞的控制中，找出一条条活路。有卖马的秦琼卖刀的杨志，有卖艺的杜十娘，还有卖火柴的小女孩。他们，我们，都对明天有美好憧憬，都在想尽办法为自己挣一个明亮的未来。

关闭了小工厂的朋友还在努力找工作，已经三个月没发工资的伙伴依然坚守岗位，还有关了餐饮店的朋友做骑手送起了外卖，他们何曾绝望，但凡有机会，一定会紧紧抓住，我们和明星、富豪、以及电视里念稿子的人一样，都有美好的明天与希望。

但谁都躲不过时代的癫狂。

在条例的缝隙中，还能找一条生路。然而，没有头脑，没有基于自由的创造活力，这条生路能走多久？

其实，不用找很多例证，当你看到自上而下都是一团和气，只有自我表扬歌功颂德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根本看不到任何长久的生路。

这已经是美妙异常毫无冲突与矛盾的天堂了，还需要什么生路。

我们眼界所及的地方，是何冰老师口中蓬勃有力的后浪，是一心操劳的念稿人，是一件又一件的大事，是一心使坏的敌国。除此之外，我们的眼里还有什么，或者说，还能看到什么？

如果看不到也听不到更为多元的声音和更广阔的世界，那大脑如何变得敏锐又如何激发创造力？

活着，活得在稍好一些，就是我们的使命。至于说，能不能活到另一个状态，能不能有自由选择，连讨论的可能也不会有了。

我理解下跪的老人，理解站在旁边队员，理解一切一切的人。唯一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我们的生活需要被规定，为什么服从与听话一定要大于哪怕一丁点的怀疑。

对于明天，我始终不知道该抱以何种态度。

1918年11月7日，年已六旬、对时事绝望的梁济，问自己二十五岁的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

梁漱溟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几天后，梁济在北京积水潭投水自尽。

梁漱溟对明天抱有热切希望，而他的父亲梁济，我们无从猜测他当时的心情。大概他会觉得：

一切恍若云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