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世间下沉的那一抹理想
高适,一个低级官僚的后代。青少年时代,曾随他的父亲到过现在的广东福建一带,20岁时到首都长安寻找出路,当过一段京漂。之后他发现没有成功的希望就回了故乡,不久东迁至宋,躬耕于梁园废墟。其间,曾多次外出漫游,到过现在的河北辽宁山东安徽江苏等许多地方,混迹于鱼樵士兵隐士赌徒之中,也同不少中低级官员往来。后来又曾一度寓居于淇上,仍然经常外出漫游,与李白杜甫以及一批地方官均有交往,但他本人始终没有体制内的正规身份。
一直混到50岁,高适才得到一个陈留郡封丘县县尉的职务,总算进入了官场。但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没有什么人来管,高适养成了一个热爱自由,不拘小节的作风及关心弱势群体,敢说敢骂的豪士侠情。他当了封丘县为以后深感不能适应,逢迎长官欺压百姓,这些事他做不来,作诗大发感慨道:“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来风尘下,只言小邑无所为,公门百事皆有期。”高适是一位草根政治家,他很喜欢高谈政治,尤其善于从战略角度考虑重大问题,有所谓王霸大略,一个专注于宏观问题的人,一般总是不耐烦的,不善于处理微观琐事,而县尉恰恰是专门做琐事的,所以干了不长时间,高适就从这里逃离,跑到陇右节度使,兼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将军的幕府里去效劳。在河西待了三年。接着安史之乱爆发,给唐王朝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却给了高是一个施展其政治才略的机会,他先是辅佐哥舒翰。守潼关兵败后追随玄宗入蜀,并与已经老糊涂了的皇帝直接对话。当时加强中央集权统一军事指挥是完全必要的,高适的意见切合时宜,符合了国家的利益和肃宗的心愿,于是他被破格提拔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一下子进入了高官行列。但不久由于受到小人谗毁,高适在扬州没有能呆多久,后来他改任太子少詹事,彭州刺史,扬州刺史,蜀州刺史,迁西川节度使。直接进入和领导了西南边境,对吐蕃的斗争,但他的具体组织并不十分恰当,导致斗争失利。分析宏观的政治问题,充当高级智囊,是有他的一套,而处理具体的军政事务则非其所长!他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思想,让他更多的顾及弱势群体的当下利益,而对于国家长远利益的思考,有时则不免会受到干扰!高适自知,不善于做具体工作,便要求调回中枢。
虽然后期高适步入了政府高层。但在安史之乱之后,社会以及政府内部黑暗混乱。作为一个文人,即使身处高位,又能有什么作为呢?终其一生高适的仕途上并不得意。虽说一个人的成功要必须具备天时地利人和。但高适处于盛唐时期。可谓天时地利备俱。然而他在仕途上仍不得意。很大部分是因为他个人的原因。通过读高适的诗作。可推测有如下几点原因。首先高适早年时随父在外漂泊,不能像其他士子一样准备科举考试。而只能利用闲散的时间学习。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早期到长安没有找到出路原因。而长期漂泊的生活使他在应试不第后选择干谒这条道路来取得功名利禄。而这相比于科举应试,成功的机会就更少。从他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出。高适是一个善于交游的人。他在全国各地漫游途中结识了众多的朋友。俗话说朋友遍天下,走到哪里都不怕。但是从他的诗中,我们也不难看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一道理。他结交的朋友中,大部分是未做官的诗人,地方小吏,当朝不得志的官员。而他结交的那些真正掌握国家行政大权的高官是少之又少。这也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仕途不可能得意。
家境贫困带给他的生存压力,以及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所赋予他的外在动力都促使他从小便胸怀大志希望在这个时代里能一显身手大有作为。尽管高适一生大部分时问仕途失意。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进入仕途.他一直都在做着积极的准备。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一直能够保持着一种积极向上的昂扬斗志。不仅是因为他个人,有一种关心百姓疾苦,建功立业的理想与抱负。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那些贫贱之交在精神上给他的,鼓励和支持。这些在他的诗中可以看出。
《行路难二首》“君不见富家翁,旧时贫贱谁比数。一朝金多结豪贵,百事胜人健如虎。……东邻少年安所知,席门穷巷出无车。有才不肯学干谒,何用年年空读书。”行路难是乐府旧题,历来都是写世路艰难以及离别悲伤的。而高适的内容却是说行路并不难。可以说是有一种积极乐观的精神。《别韦参军》“二十解书剑,西游长安城。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高适写这首诗时,他屈指取公卿子的美梦已成泡影,到了宋州躬耕于梁园废墟,过着平静的生活,但仍可看出他对前途仍然充满了信心。在一些赠别诗中同样可以看出这种心态。《别董大二看》“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夜别别韦司士》 “莫怨他乡暂别离,知君到处有逢迎。”《酬裴秀才》“男儿贵得意,何必相知早,飘荡与物永,蹉跎觉年老。长卿无产业,季子惭妻嫂。此事难重陈,未与众人道。”由此诗看出高适虽长时间不得志,却在内心深处对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虽然此事难重陈,但他相信自己可以像长卿(司马相如),季子(苏秦)那样后起发迹,留芳百世。《送蔡山人》“丈夫遭遇不可知,买臣主父首如斯。我今蹭蹬无所似,看尔崩腾何若为。”蔡山人离开此地,是为了谋求出仕,高适拿汉朝的朱买臣主父偃来作比拟,则是预祝他干谒也能取得圆满成功的意思。《送董判官》“长策须当用,男儿莫顾身”。董判官将去陇右节度使哥舒旺哥舒翰府里做官,此处是劝他积极进取。《效古赠崔二》“穷达自有时,夫子莫下泪。”崔二大约是诗人北游燕赵期间结识的好朋友。据高适《赠崔二有别》一诗描写此人怀才不遇生活贫困。而在此诗中他劝慰崔二不要伤心失望,而更是一种自勉。还有《别从甥万盈》“美才应自料, 苦节岂无成” 。《别冯判官》“ 才子方为客, 将军正渴贤” 。《送蹇秀才赴临洮》“ 料君终自致 , 勋业在临洮”。《送韩九》“ 良时正可用, 行矣莫徒然”。《送李少府贬峡中王少府贬长沙》“圣代即今多雨露,暂时分手莫蹉跎”等等。像这样的诗有很多,而以上各诗并不是高适短期所作,而是他一生各个时期陆续作的。从这些诗中可以看出高适虽长期不得志仍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认为自己总有一天会建功立业,身居高堂。在他一些赠别与酬答诗中,他对被贬与不得志的朋友积极劝慰,这从侧面反映出高适自身的一种乐观心态以及对自己理想的不懈追求和渴望用世的情怀。
尽管高适一直保持着一种积极乐观的精神。但现实的无奈仍困挠着他。他对:白壁皆言赐近在,布衣不得干明主。”感到愤慨。对朋友们都有机会入仕,而自己仍不得志感到担扰。如《饯宋八元彭中丞判官之岭外》“睹君济时略,使我气填膺,长策不用,高才徒见称。”
《过卢明府有赠》“何幸逢大道,愿言烹小鲜。谁能奏明主,一试武城弦。”《同郡公秋登琴台》“物性各自得,我心在渔樵。兀然还复醉,尚握樽中瓢。”《塞上》“转斗岂长策,和亲非远图。惟昔李将军,案按节临此都。总戎扫大漠,一战擒单于。常怀感激心,愿效纵横漠。”第一首诗表达了他对于卢县长的肯定,表现了高适的政治理想。按他的意见,好的地方多要坚持无为而治,要有爱民之心,关心弱势群体,不误农时与民休息。第二首则是高适崇尚宓子贱以乐化民,无为而治的施政方针。政策虽好,但真正做起来就没那么简单了。后面一首诗则可以看出他的军事主张。旧唐书中说高适的特点是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已任,然言过其术。而事实确实如此,《封丘县》“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下,只言小邑无所为,公门百事皆有期。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当他真正面临治理地方的具体任务时却不知所措。与他之前的美好设想相差了十万八千里。《送兵到蓟北》“谁知此行迈,不为觅封侯。”也是写了他的作为一个小官的不屈,以及他内心对功名的渴望。同时也看出他有一点“好高骛远”。《封丘作》“揣摩惭黠吏,栖隐谢隐公。”与其说他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看不惯世间的人情有态。倒不如说他是在逃避现实,沉迷于自己在书本中所见到的理想国。由此更看出他确实是一个文人,而对社会现实以及其内部的矛盾冲突并不了解。因而他面对这样的状况也只能无奈地叹息。文人谈兵议政往往如此,问题在哪里,他也许看得很分明,但具体的来加以解决,非其所长。
《邯郸少年行》“邯郸城南游侠子,自矜生长邯郸里。千场纵博家仍畜,几处报仇身不死。宅中歌笑月日纷纷,门外车马如云屯。”表面上高适似乎不满于游侠少年的游荡生活。感叹“君不见今人交态薄,黄金用尽还疏索 ”。实际上是他在体制内无法实现的一种发泄,他最希望。他还是有大人物的赏识自己,进入官方体制,而且占据要津。更何况他自己仍四处游荡。《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三首》“田蔬空寥落,产业不足数。尚有献芹心,无因见明主。”高适一向关心民间疾苦,敢于为民请命,可惜他找不到将意见上达的途径。只能独自抱怨。《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永愿拯刍荛,孰云干鼎镬。……且欲同鹪鹩,焉能志鸿鹤。”其忧国忧民之情,心中的远大抱负在此显露无遗。《奉酬北海李太守丈人夏日平阴亭》“ 一生徒羡鱼,四十犹聚萤。从此日闲放,焉能抔拾青。”此诗的意思是希望李太守提携自己。李太守是北海郡太守,是唐代知名度很高的人物,可惜李邕不久便死了。其实李邕也不过是借他的文气来给自己充门面。从以上这些诗中不难看出高适渴望建功立业,但他却不愿走寻常路而选择干谒这条道路。四处漫游,结交朋友,流浪的生活让他自以为见多识广,众多友人的称颂让他以为自己在不断进步。确实高适在求仕的过程中增长了见识,而这直接影响着他的诗歌创作,其中在后世广泛流传的边塞诗创作便得益于此。但是要真正治国理政并不像他所想象的那样简单,更不像他从前人那里看到的那样轻松愉快。而是需要具备足够的经验,需要在不断实践中学习,才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管理者。吟诵赋诗或许高适可以信手拈来,但在治国理政上他绝对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并不像歌舒翰,李邕那样深得为官之道。因为他们长期为官懂得什么样的人适合做官,什么样的人适合做什么样的官。对于高适近乎直白的自荐,李邕却无动于衷。而歌舒翰则只给了他掌书记这一文职。这无疑给高适“擒单于,觅封侯”的热血雄心泼了一盆凉水。
《赋得还山吟,送沈四山人》中沈四山人和高适一样不得志,可惜他已经放弃了,他要去退隐了。《送郑侍御谪闽中》《送李侍御赴安西》中两个侍御都是高适的朋友,却都是被贬的小官。从高适的诗可以大致看出,与高适交往的一些人,如诗人李白,杜甫,王之涣,王昌龄。地方小官小吏,以及少部分中央官员,几乎都在政治上不得志。确实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高适之所以长期在仕途上不得志,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他的性格上以及交友上的局限性,才导致他不能成功。如果他学会变通,经常和一些达官贵人积极交往的话,他很可能会尽快得到仕途。可惜高适是一个有底线,他不满于世俗逢迎而一直沉浸在自己建造的理想国中。
《广陵别郑处士》中他离开扬州时与一个隐士说“人生只为此,亦是傲羲皇。”他先前那些五霸大略,以天下安危为己任的壮志豪情去哪里了?”或许他当自己暮年登上高位时发现事情并不像自己想的那样简单。而产生了退隐的想法。他曾经的“黄梁美梦”在那时可以说是烟消云散。再强的锐气也经不住时间的消磨。已到中年的高适尽管后期仕途得意,但他也明白自己真的已经老了,曾经的抱负已经没有实现的可能。因此在暮年高适厌倦了四处漂泊,而选择到中央去做一个比较清闲的工作。最后的时间里他也不经常写诗去大发感慨,抒写抱负。因为他确实老了,看透了,厌倦了。一生风风火火,他只求安安静静地离开。什么功名,什么抱负,就让他们去吧!心比天高,怎奈力不及此。高适,穷且益坚的理想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