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关于“北大学生空心病”的报道引发热议。北大徐凯文副教授统计，在北大一年级的新生中，有30.4%的学生厌恶学习，或者认为学习没有意义；40.4%的学生则认为人生没有意义。

不少人把重点放在了“北大”上，讥讽“都已经上北大了还不满意”；也有一些北大“网红”不满地发声：“我活得挺开心的，怎么又被代表了。”

如果这么狭隘地解读，就辜负了徐教授的辛苦研究了。徐教授只不过是以北大学生为样本，他真正担忧的是：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分数和金钱成为了衡量一切的尺度。

一篇关于“学而思”的深度调查揭露：在学生课内“减负”的时候，家长们却因为升学焦虑将孩子的课外时间填得满满当当。一个班三十几个人，二十多个在上“学而思”；报名要“抢”，送孩子去上课要开一个多小时车，还找不到停车位；超前学习、高强度刷题，一年级上二年级难度，四年级就开始学习初中知识。

家长说，上“学而思”前每天要带孩子出门锻炼，现在连散20分钟步都很难。这还只是小学生啊。

“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他的精神发育史。”在机械化地学习解题技巧、被卷子和练习册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这些孩子们要如何构筑对这个世界缓慢而深情的爱意，如何找到除了分数之外的价值呢？

“我们的课堂是什么样子？不断暗示孩子，为了好的成绩可以不惜生命。”“我做心理咨询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把同学这样的价值观扭回来——你周围的同学是你的敌人吗？他是你人生最大的财富啊！”徐教授在文中这样说。

在这样的氛围里，前段时间《我上了985、211，才发现自己一无所有》刷爆朋友圈也就不难理解：我们上了大学才发现，原来人生不只是分数，原来还有很多方面我们不如其他人；甚至于，原来自己引以为傲的分数，在一群同样优秀的人面前也不过如此。

更糟糕的是，曾经以为努力学习就能拥有漂亮的人生，却发现别人早已站在了自己的终点：

“发现有买个一万块的包不眨眼的，发现有三天两头去吃人均500的饭馆儿的，发现有五一三天小假期还要出国玩一趟的……觉得自己算是完了蛋了，努力什么，再努力也买不起上海的一套房子，人家上海土著的同学家里都有两套了。”

单一的价值观轰然倒塌，“空心病”产生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我到哪儿去了，我的自我在哪里，我觉得我从来没来过这个世界，我过去19年、20多年的日子都好像在为别人在活着，我不知道自己是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买椟还珠的时代与“空心病”》

“我们的教育是在帮助孩子成长，还是在毁掉一代孩子？”徐教授质问。

我曾经以为，当更年轻、文化层次更高的一代人成为家长，“唯分数论”会逐渐平息，然而恰恰相反，在普遍性的“中产焦虑”下，这样的趋势反而愈演愈烈。

电视剧《小别离》里，海清饰演的朵朵妈妈的经典台词很好地描绘了家长心态：“你今天要是进不了前一百，就进不了重点高中，进不了重点高中，你也就进不了重点大学，进不了重点大学，你等于是这辈子完了。”

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我看到我没有进入重点大学、甚至大学也没上的同学们，也生活得很精彩；我看到百花齐放的创业领域，不乏出身普通的创业者；我看到papi酱靠搞笑成为了最具人气的网红，一位二十岁的小姑娘靠设计衣服开起了公司，而无数网络写手作为业余爱好写下的文字，一部一部被搬上了荧幕。

罗振宇在罗辑思维跨年年会上说：“在这个时代，每个人，在每个领域，都可能成为一座珠穆朗玛。”

其实也不必非要成为珠穆朗玛。社会阶层固然在固化，然而社会进步的意义就在于，哪怕是最底层人群的生活水平也会越来越好。

心理学家早已发现，物质条件对幸福感的影响并不那么大。住豪华别墅的人当然比住在垃圾堆里的人幸福，但却未必比住在舒适公寓里的人更幸福。

相比之下，你的内心才是幸福感的来源。教育应该培养的，不是知识而是智慧；不是解题的技巧，而是发现自己价值的能力。

如果我们内心有真正热爱的事物，如果我们能在其中确认自己的存在，我们就不会觉得“空心”。

我的室友x是近代史研究生，她能记得每一个日子在近代史上有什么对应的事件，会为能看到一些大陆看不到的档案资料开心不已，会因为看到某个近代人物的生平感慨伤怀；一位学金融的朋友，出于对电影的热爱，在课余时间摄影、编剧、剪辑，拍出了广受好评的片子；一位投行工作的师姐，则总会在下班回家后关掉手机，静静地看上一本书。

他们不会空心，因为他们已经拥有了自己的世界。

愿你也拥有自己的小小宇宙，它所带给你的温柔，足以抵御这世界的苦难与无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