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维加斯赌场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半圆形的大柜台，柜里面预备着筹码，可以随时用现金换取。种地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半个瓶盖，买一个筹码，——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现在每个筹码要涨到一瓶盖，——靠赌桌站着，痛痛快快的赌上一两把；倘肯多花一枚瓶盖，便可以买一瓶核子可乐，或者夕阳沙士，来解解渴了，如果出到十几瓶盖，那就能买一样荤菜，但这些顾客，多是拾荒者，大抵没有这样阔。只有穿西装的，才踱进店面里面的包厢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着赌。
我从十二岁起，便在城口的超美多赌场里当荷官，老板说，样子太傻，怕侍候不了西装主顾，就在外面做点事罢。外面的短衣主顾，虽然容易说话，但唠唠叨叨缠夹不清的也很不少。他们往往要亲眼看着纸牌从手里发出，看过袖子里藏牌了没有，又亲看将纸牌发到他们手里，然后放心：在这严重监督下，出千也很为难。所以过了几天，老板又说我干不了这事。幸亏豪斯先生的情面大，辞退不得，便改为专管厨房烹饪人肉的一种无聊职务了。
我从此便整天的站在厨房里，专管我的职务。虽然没有什么失职，但总觉得有些单调，有些无聊。老板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教人活泼不得；只有邮差到赌场，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
邮差是站着赌博而穿西装的唯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西装，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对人说话，总是满脸的奇怪表情，教人半懂不懂的。因为他没有名字，别人便从他的背包上写的“莫哈维快递邮差”这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下一个绰号，叫作邮差。邮差一到店，所有赌博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邮差，你身上又添上新伤疤了！”他不回答，对柜里说，“冰两瓶核子可乐，要一碟小白茄。”便排出九枚瓶盖。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去捡垃圾了！”邮差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 “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见你去军团捡垃圾，被吊着打。”邮差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拾荒不能算捡……拾荒！……废土人的事，能算捡垃圾么？”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好好先生”，什么“玫瑰卡斯”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赌场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听人家背地里谈论，邮差原来也当过佣兵，但终于没有枪法，又不会用短刀；于是愈过愈穷，弄到将要讨饭了。幸而跑得还很快，便替人家送送货，换一碗饭吃。可惜他又有一样坏脾气，便是好喝懒做。做不到几天，便连人和货物瓶盖罐头，一齐失踪。如是几次，叫他送货的人也没有了。邮差没有法，便免不了偶然做些捡垃圾的事。但他在我们店里，品行却比别人都好，就是从不拖欠；虽然间或没有现钱，暂时记在终端机上，但不出一月，定然还清，从终端机上删去了邮差的名字。
邮差喝过半瓶可乐，涨红的脸色渐渐复了原，旁人便又问道，“邮差，你当真当过佣兵么？”邮差看着问他的人，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他们便接着说道，“你怎的连半个商队头领也捞不到呢？”邮差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嘴里说些话；这回可是全是超级变种人之类，一些不懂了。在这时候，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在这些时候，我可以附和着笑，老板是决不责备的。而且老板见了邮差，也每每这样问他，引人发笑。邮差自己知道不能和他们谈天，便只好向孩子说话。有一回对我说道，“你拿过枪么？”我略略点一点头。他说，“拿过枪，……我便考你一考。狐鼠步枪的子弹，怎样上膛？”我想，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便回过脸去，不再理会。邮差等了许久，很恳切的说道，“不知道罢？……我教给你，记着！这些方法应该记着。将来做佣兵的时候，自卫要用。”我暗想我和佣兵的等级还很远呢，而且我们这的佣兵也从不用狐鼠步枪；又好笑，又不耐烦，懒懒的答他道，“谁要你教，不是把子弹塞到枪膛么？”邮差显出极高兴的样子，将两个指头的长指甲敲着柜台，点头说，“对呀对呀！……狐鼠步枪能用四种子弹，你知道么？”我愈不耐烦了，努着嘴走远。邮差刚用指甲蘸了可乐，想在柜上画子弹，见我毫不热心，便又叹一口气，显出极惋惜的样子。
有几回，邻居孩子听得笑声，也赶热闹，围住了邮差。他便给他们班豆吃，一人一颗。孩子吃完豆，仍然不散，眼睛都望着碟子。邮差着了慌，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弯腰下去说道，“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直起身又看一看豆，自己摇头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于是这一群孩子都在笑声里走散了。
邮差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
有一天，大约是圣诞节前的两三天，老板正在慢慢的结账，打开终端机，忽然说，“邮差长久没有来了。还欠十九个瓶盖呢！”我才也觉得他的确长久没有来了。一个赌博的人说道，“他怎么会来？……他打折了腿了。”老板说，“哦！”“他总仍旧是捡垃圾。这一回，是自己发昏，竟捡到猫王家里去了。他家的垃圾，捡得的么？”“后来怎么样？”“怎么样？先踹，后来是打，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后来呢？”“后来打折了腿了。”“打折了怎样呢？”“怎样？……谁晓得？许是死了。”老板也不再问，仍然慢慢的算他的账。
独立日之后，秋风是一天凉比一天，看看将近初冬；我整天的靠着火，也须穿上羽绒服了。一天的下半天，没有一个顾客，我正合了眼坐着。忽然间听得一个声音，“冰一瓶可乐。”这声音虽然极低，却很耳熟。看时又全没有人。站起来向外一望，那邮差便在柜台下对了门槛坐着。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皮衣，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团，用草绳在肩上挂住；见了我，又说道，“冰一瓶可乐。”老板也伸出头去，一面说，“邮差么？你还欠十九个瓶盖呢！”邮差很颓唐的仰面答道，“这……下回还清罢。这一回是现钱，可乐要好。”老板仍然同平常一样，笑着对他说，“邮差，你又捡了垃圾了！”但他这回却不十分分辩，单说了一句“不要取笑！”“取笑？要是不捡，怎么会打断腿？”邮差低声说道，“跌断，跌，跌……”他的眼色，很像恳求老板，不要再提。此时已经聚集了几个人，便和老板都笑了。我冰了可乐，端出去，放在门槛上。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枚瓶盖，放在我手里，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不一会，他喝完可乐，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
自此以后，又长久没有看见邮差。到了圣诞节，老板打开终端机说，“邮差还欠十九个瓶盖呢！”到第二年的独立日，又说“邮差还欠十九个瓶盖呢！”到万圣节可是没有说，再到圣诞节也没有看见他。
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邮差的确已经死了。
二二八三年十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