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查宿舍，丁老师见吴能闷闷不乐，开导说“像唐明这样自律性如此差的孩子，我们不否认将来也能成才，再大大，经历一些事，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但是现在，他就是个坏种，自私自利，眼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这样的孩子刚开始集体生活，自己的利益一旦和别人的利益发生冲突，就非发泄出来不行，也不是他们觉得这样就好，就是当时那股火，忍不住！这也是家里惯的，没有让步劲。这样的孩子，下手还尤其狠。”
“丁老师，我们就非体罚不行吗？我上学那会，老师们，屁大点的事，好不好一巴掌就抽过来，这都多少年了？怎么就一点也没变？”丁老师竟然笑了，笑的都喘不动气了“你不是说我年轻那会吧？”“不不不……我不是……”
“没事，你是我亲学生，当年那打起学生来，都是拿胳膊粗的棍子。现在，我都好几年，没发那么大的火了。体罚，是一种见效最快的笨办法，就像烫着手知道往回缩那么快，但也是最野蛮的教育方法。学生做出过火的事，惩罚没有及时跟上，他的脑海中就不会留下‘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的态度’，以后，就会更加为所欲为。”
“那还有别的方法啊，不一定非得打他们。”“我知道，比如引导，可语言的力量是苍白的，就像你们班唐明，你都找他谈了多少次话了？你原谅他多少回了？他呢，改了吗？没有啊。可能在各种活动中，我们把教育渗透其中的效果会好一些，但我们的活动都是形式或者为了拿奖。”
“那咱这根教鞭，就这样一直挥下去？就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有啊，叫家长！”吴能笑了。“哎，我可不是开玩笑，你看看人家发达国家，无论这个孩子走到哪儿，他的品行教育的第一责任人都是家长，而不是老师。”“那老师是干嘛的？”
“老师……”丁老师沉默一会“别把自己看高了。你就是个教学的，第一你得把知识教给学生，第二做人的道理也得教下去……嗯……还有就是要把学生的行为往积极的方面引导……一个老师，能做到我说的这三点，我要是领导，就把荣誉称号给他了。教不严师之惰，子不教父之过，老辈人早就把责任给咱界定好了。但是，小吴，我刚才说了那么一堆，你别以为我推崇棍棒教育，恰恰相反，孩子，不到万一打不得！”
“那你怎么还屡屡让我早收拾唐明？”吴能追问。
“打学生，你得看人。有些孩子，你动他一指头，第二天家长就来找算你；有些孩子，就像唐明，那小子是咱学校赵老师的亲戚，我早问过了，那小子从小没少挨揍，早就产生抗体了。不过随着现在孩子越来越少，家长都很娇，我们能打的孩子越来越少了，还是少打为妙，少打为妙。我们的观念必须改，总觉得在学校，老师能解决的，就不麻烦家长，好心不见得有好报。家长怎么对孩子，落不下埋怨；咱老师一旦过了火，领导，家庭，社会没有给咱争情理的。唐明，在现在的体质下甚至更好的体制下，也不可能一下子变好，他就是最坏的学生，只能约束，不能改变，与你是否努力尽心，没多大关系。你现在就是定位不明确，再教几年就好了。”
丁老师说完，看看时间“不行，不早了，得回去歇歇，下午还有第一节。”吴能教学几个月，比上四年大学还实际，一下了就成大了。
转眼，半年已过。期末考试前，吴能对成绩已经不抱太大希望了（事后，考的也确实没‘出人意料’）。在此之前，吴能产生了一个想法，他想给每一个学生发一张奖状。丁老师不赞同“奖状发滥了，就没有效果了，人人都有奖状，还不如不发。”吴能没说什么，但心里不服“那些学习好的，年年发奖状，没几个重视的，你不发给他们的效果越发比发给他们的效果要大的多。而那些成绩不是很理想的孩子，他们对奖状的渴望，就像水对沙漠的重要，更不可缺。”除了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在吴能的内心深处，还层层包裹的一件终生难忘的心事。
吴能上学那会，成绩并不突出，最好的时候，是在八年级的一次月考中，考了班里13名。也是那年的春节，他发了一张奖状，上20多年学唯一的一张奖状。班主任就是丁宁老师，后来，他再问起丁老师，“早忘了，啥年头的陈芝麻烂谷子了。”吴能心说“老师，在你的平常事，在我就可是改变命运的转折。”
那天当丁老师念到自己名字的时候，吴能还以为听错了或者老师念差了，直到第二遍，同桌用胳膊杵他“叫你呢。”
当了多少年观众，今天成了主角，吴能几乎跑向讲台，从老师手里接过奖状，都忘了说“谢谢”。那会自己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一下课，那些没发着奖状的小伙伴们，都围拢过来，好像没见过一样。
俩孩子在抢的时候，奖状被捅了个窟窿。吴能疯了一般，哭着一把夺过来，放在桌洞里，趴在课桌上，不再理他们。事后，他小心翼翼的慢慢摊平那张已不像样的奖状，用透明胶粘合窟窿，他这才仔细审视这张奖状。
鲜红的五星下，两侧是黄金般的麦穗下，赫然写着“吴能，在1999—2000学年度，被评为‘热爱集体，团结同学’，特此奖励，底下是学校碗口大的红印。”这张唯一的奖状，一直珍藏在他的‘百宝箱’里，到吴能写着本书时（2017年）已经17年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翻看的次数越来越少，但她已印刻在吴能的骨子里，只要努力，希望总会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