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东晋对江南的开发

晋一统后，天下太平，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史称“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但好景不长，晋惠帝即位之后，内部政治斗争激烈，最后，八王之乱的爆发彻底摧毁了天下人的太平岁月，而接踵而至的“五胡乱华”更让中华大地再次陷入战乱之中。

八王之乱，从元康元年（291年）起至光熙元年（306年）止，共持续16年。期间，有晋朝的八位宗室王参与期间，分别是汝南王、赵王、河间王、东海王、楚王、长沙王、成都王和齐王。除此八王之外，还有其他宗室王为其策应。最终，八王之乱成为西晋朝廷的大乱斗，也成为司马家族内部的大屠杀。

八王之乱表面上看是朝堂之上的政治斗争，但之所以结果惨烈，和西晋的封建制度分不开。诸王在封国内有经济主权、军事主权和人事主权，俨然一个小朝廷，一旦朝堂上的政治斗争不合心意，就可以直接拉人开干。在晋代的核心区域内，由于传统世家豪族被曹操打击，司马氏诸王不但成为控制一方的诸侯，同时也成为掌控一方的大地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八王之乱的经济基础和东汉末年的群雄混战的基础毫无二致。

但在八王之乱的同时，由于一些地区经济被破坏，出现了流民。流民居无定所，最后酿成大乱，如氐人齐万年、李特率领的流民，先后建立政权。氐族汉化程度高，内迁后组织性较强，遇到大灾大难，比较容易形成有组织性的割据政权。而八王为了充实自己实力，大量招募胡兵，这些胡兵的将领们后来拥兵自重，成为一方军阀，最后酿成了“五胡乱华”。

当然，少数民族军事贵族能够大规模摧残中原汉人政权和生产方式，也不是没有更深层次原因的。从东汉末年开始，到东晋前期，中国气候比今日中国要冷，最极端的情况下，初雪日期比现代早40天以上。寒冷的气候，迫使游牧民族南下和中原民族争夺土地资源，同时，也让早就流离到中亚地区的游牧民族（如北匈奴），继续向西迁移，导致西罗马帝国的崩溃。

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之后，中原地区天下大乱，史称：

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刘曜之逼，朝廷议欲迁都仓垣。人多相食，饥疫总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

暂且不说西晋灭亡后中国北方的经济，先来看江南地区的发展。

琅琊王司马睿，在八王之乱中暂时失利，和山东大族王导合作，来到江南。在晋愍帝被俘，西晋灭亡后，司马睿在王导等南渡士族和江东士族的共同拥戴下，重新建立晋政权。面对北方的进攻，和安定内部的现实政治需要，晋元帝从称晋王时，就重视发展农业生产，按照输送朝廷粮食的多少来评判官吏的政绩，要求军队除保卫朝廷的宿卫之外，都要去从事农业生产，并开展仓廪的建设。太兴元年，晋元帝下诏，认为徐州、扬州一带可以种植“三麦”（小麦、大麦、元麦），并引用汉代派遣轻车使者氾胜在“三辅”（京兆、扶风、冯翊）督种麦子，使得关中丰收的故事，派遣官吏进行督种。之后，虽然江南各地屡遭旱灾蝗灾，但这一政策仍然对发展江南农业起到了很好作用。

到了太兴二年，江南出现饥荒，饿死者数百人。“死者以百数”也可以看出，这是江南地区的人口还是较北方中原地区为少，不然一场灾害下来，饿死的绝不会是百人之数。为应对灾荒，吴郡太守邓攸开仓放粮，赈济灾民，此后，晋元帝也派人开仓赈灾，并免除徭役。由此可见，东晋初年，政府就开始有意识的充实仓廪，以备不时之需。

因为江南经济太不发达，在南迁的晋王朝内部，发展农业成为群僚的共识。晋元帝曾命百官言事，后军将军应詹的上奏在群臣当中最具代表性。应詹指出，当前“征战运漕，朝廷宗庙，百官用度，既已殷广，下及工商流寓僮仆不亲农桑而游食者，以十万计”。南迁的皇室、官员和百姓数量众多，都仰仗朝廷的财政支出才能活命，而“工商流寓僮仆不亲农桑而游食者”以十万计，形成了相当庞大的不事生产阶级。要解决财政困难问题，就必须让劳动力加入到农业生产中来。应詹认为，“江西良田，旷废未久，火耕水耨，为功差易。宜简流人，兴复农官，功劳报赏，皆如魏氏故事”，即江西一代的良田，适合耕种，应当将从中原地区流亡过来的人们安置到这些良田上从事耕作，而朝廷的具体措施则应当是效仿魏武帝的屯田，恢复农官，以发展生产，以期达到“公私兼济，仓盈庾亿”的效果。

应詹指出，“高祖使萧何镇关中，光武令寇恂守河内，魏武委钟繇以西事”，又说“赵充国农于金城，以平西零；诸葛亮耕于渭滨，规抗上国”。汉高帝派萧何镇守关中，汉光武帝派寇恂镇守河内，魏武帝派钟繇镇守关西，都很好的通过发展当地农业生产为前线军事斗争进行服务；汉宣帝时，赵充国在金城屯田发展农业，开屯田先河，成功击破先零游牧民族，诸葛亮在渭河两岸屯田，对抗“上国”（上国在晋朝的政治语境中指魏），也是农业生产成功服务军事斗争的典型案例。在应詹看来，寿春是地方性的都会城市，可以成为发展农业生产的重点。这样的考虑是基于当时东晋的实际情况：北方豫州和徐州是保障首都建业安全的军事重镇，在东晋初年，极容易成为战区，对发展农业非常不利，而寿春地理位置更为安全，加之土地条件良好，可以成为支援前线军事斗争的经济重镇。

从西晋永嘉五年司马睿在江南建立政权，经过大概20年左右的时间，到司马睿的孙子晋成帝司马衍在位时，偏安的东晋政权已经克服了北方政权的袭扰、内部权臣王敦的反叛等问题，政治环境基本稳定下来。晋成帝咸和五年，晋王朝开始有精力效仿汉光武帝实行度田了。度田之后，晋王朝确定了“什一税”，即农业收成的十分之一归朝廷所有，大概折合每亩三斗米（《晋书·食货志》做“三升”，有误）的税负。第二年，因为海盗侵扰，漕运受到影响，晋王朝为王公以下的平民每人增加了运米六斛的负担。此后，由于连年旱涝蝗灾，农业生产受到影响，到晋成帝咸康初年，财政亏空高达五十余万斛，直接导致尚书褚裒以下免官。晋穆帝司马聃时期，桓温主导的军事活动频繁，粮食运输形势紧张，晋王朝按照王公以下的平民每十三人出一人的比例征召民夫帮助运输。晋哀帝司马丕时，大概是由于桓温忙于政治斗争，军事活动处于低谷，朝廷实行减租政策，每亩收米二斗（《晋书·食货志》做“二升”，有误），较晋成帝时减少了三分之一。之后，晋废帝司马奕、晋简文帝司马昱在位时间较短，经济政策上没有调整。

从其他历史文献看，东晋中后期，由于中国气候整体转暖，农业生产显著提高。到了简文帝的儿子孝武帝司马曜在位时，晋王朝在谢安的主持下，废除了度田收租的制度，改为王公以下的平民每人缴米三斛，而有劳役在身者免税。按照人均耕地数量约为20亩的水平，则晋孝武帝时期，亩均纳税为1.5斗，低于东晋初年亩均2斗的税负水平。六年之后，由于淝水之战及其后晋王朝财政开支快速增加，财政上吃不消的东晋王朝按照每人五石（50斗）的水平缴纳税米，亩均纳税约为2.5斗。这一时期，东晋政治稳定，农业丰收，百姓安居乐业，市场物资比较丰富，史称“几乎家给人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