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中国历史，文化传播以变量的形式存在，是时代赋予文化使命，而不是文化主宰历史的变迁。人类开始的文化属性是丛林法则，在弱肉强食中较量的体格强弱与性情凶残，混沌的时代单一捕猎能力变成对资源分配独享权。
在农耕时代，人类文明发展有了火、工具为注脚，逐渐由单一的文化演变二重文化并存的局面。耕织需要脑力、体力配合，这时资源分配相对是平衡状态。到了分工协作，人类出现集体部落活动，这时仍以谁强健能斗为部落首领，统治、行而上意识初生萌牙，部落的形成对后期大一统做好了铺垫。
文字、货币与交易意识的出现，对丛林法则是致命的挑战，人类活动不是单一依靠日出而耕、日落而织一家子为生活单位，而是把整个社会体系容纳进去，变成了以社会为分工协作，通过某一种替代方式互相交易，极大促进了社会劳动力和使用力。这时权力与脑力的人可以支配资源、创造资源，就形成了奴隶、封建社会帝王制度，士官推荐制度和科举制度。制度的产生是对资源分配渴求性、稀缺性最好的诠释，在资源分配过程中，就因为会出现矛盾纠纷，激化（在任何时候资源分配都不均），孔子有一句说：“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贫而患不安”，是在一个摈弃人性贪婪为条件情况下存在，佛教都说人不能做到“贪痴嗔恨”皆无。
那么在中国历史长河演变中，文化是被动的存在，是统治者通过吸附、使用文化来达到统治的目的。在中国历史道教、佛教在一个时期鼎盛过，这并不是因为道佛两家谁压制谁，谁强过谁，西汉初期，佛教还没有传播到华夏，利用道家思想是奉行“无为无不为”；在西汉末年，王莽改制用图谶，刘秀取国也用图谶，图谶成为两汉官方神学，也成了学士们做官的门径，变成了统治者巩固政权与独取政权的舆论工具。在唐代，佛教的鼎盛来源于唐贞观年间全国建立寺刹。所以，文化传播是由统治依据需求来决择的。
不难发现，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是自上而下，这种具有本位主义文化习俗，在历史所发生的事件中窥见一斑。秦始皇焚香坑儒、清朝文字狱，其本质意义上是对民间文化、新兴文化的一种扼杀在胎中，对自身文化用强权保护。这种文化属性在历史进程作茧自缚，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世界第一次工业变革硕果在华夏大地缺席。
自陈胜吴广起义，中华文化属性又多了一层意义，不断涌现出农民为资源分配不合理为做出了反抗，开辟了农民举义的先例，为那句“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夯实实践基础。在改革开放，无数未知之士踏上下海经商，不得不说也是这种文化属性的烙印。
华夏自建立国度以来，就形成鲜明的集权特色，这种集权体制对于资源分配形成倾斜的支点，对于那些天生贵胄的人为维护这种体系而加强制度强制。
自人类活动以来，每次迁徙都伴随文化差异、融合，从永嘉之乱到闯关西、下南洋，人们意识形态大体从众如流，延续华夏文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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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这些历史，我要阐述的观点是中国的文化属性，从文化属性看出人、事，与物牵扯与依存关系，也从这些看出中国资本市场与文化属性关系。资本市场不管出于对企业造血，还是服务于经济发展，归根结底它是一种资源，这种资源的分配是狼多肉少。那中国的文化属性把这种资源进行了分配，不管分配过程中如何不平等，体制会出来规范行为。
资本市场牛短熊长，用文化属性看，像每个朝代更迭初期重建恢复繁荣，它里面所蕴蓄着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基本因素。资本市场牛市文化属性应该是“广积粮、审监严、缓放水”，熊市文化属性多种多样，不在其样而在于意。每个朝代的衰弱，可归结于资源分配支点打破了平衡，而官文化属性与民文化属性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一旦不能用一种文化属性去统一，那只能推翻重建相对共识的文化属性。
解决资本市场纷繁复杂，无外乎是文化属性的改变及纠正。在散户投资者文化属性大多数是追涨杀跌，凭空揣测，蝴蝶效应不一而足。而引导这种文化属性的蔓延是社会流毒，纠正偏向的文化属性需要管理层有的放矢，从资源分配中患寡而不患均，管理上患宽而不患严。
看待中国资本市场，应当从文化属性角度入手，一种文化起源与进化，都会淋漓尽至在对待切身利益上。所以，中国资本市场痼疾在于文化属性与市场稳健发展冲突上了，管理层在固有文化属性中兜转而乐此不疲，以此验明正身。本质上，文化属性是由一个社会集体组成的，但这种是可控的，从历史沿革至今，文化属性走得是有平有仄，大唐的海纳百川、诗文突兀，南宋的词风华丽、商贸畅通，民国时期族人同仇敌忾、奋勇抵抗……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至今裹足不前，其内在因素是无法对文化属性进行深刻反思，时不时引入“舶来品”强注给市场，曲解、执意的行而上的自我意识解决市场问题。传统的小农商文化意识，与民争利，民废国能兴否？希望管理层认真思索，解决好资本市场，资本市场繁荣稳定，对中国促进内需、消费升级有大大裨益。让房地产尽快软着落，调整经济结构转型，由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对高科技产业大力扶持，特别芯片、半导体和高端制药。维护政府公信力，推进新兴产业落户中国资本市场；在创新上，由模式创新转向引导式创新。中华崛起，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其变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