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战狼2》
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出这条命来看。——韦绍兰《二十二》
V莘：ThoughtFlas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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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狼2》和《二十二》在不同维度上刷新了中国电影史。前者以一个军事动作类型的商业片身份，成功创造了前无来者的50亿级票房收入和一次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全民狂欢；后者以聚焦“慰安妇”幸存者晚年生活的纪录片身份，在三万多名民众众筹以及相关明星个人支持的帮助下，以三百万人民币的金钱成本和持续的口碑传播，实现了撬动1.5亿票房收入的华丽逆袭。
分别凭借这两部影片成为中国票房最高电影和票房最高纪录片导演之前，吴京已经拍了《战狼》，郭柯已经拍了《三十二》（后台回复关键字“战狼”、“三十二”获得影片观看链接）。在作为同样主题延续和扩展的作品《战狼2》和《二十二》面前，这两位导演和其背后团队今天的成功不仅看起来如此水到渠成，而且也都有着功夫不负有心人的幕后故事在被人们喜闻乐见地反复传颂。
即使从中国电影工业的发育程度来看，《战狼2》所代表的商业电影和《二十二》所代表的纪录甚至艺术影片，也似乎到了该有一次像样质变的时候。所以不难认为，今天这二者从票房到口碑上的全面胜利，是一个从行业发育到创作者个体成长结合到一定程度的自然结果。
但是，在这两部题材和类型并不相同的作品各自的评论区里，有句完全一样的、在两部片子的评论观点里都是主流评论之一的话，事实上道出了这两部作品的成功在观众一端获得了完美支撑的玄机。这句评论就是，“勿忘国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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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这两部影片的爆红，和它们在各自具体的语境里击中的国民情绪本身绪难解难分。
《战狼2》指向了抽象而宏大的国民自信和强国叙事，而《二十二》则指向了被历史碾压过的具体而渺小的人。作为国民集体价值观能够投射的两个方向，对于抽象的国家和其中具体的人，这两部片子的视角引申出的讨论相互碰撞，既在反映也在构建着今天中国人作为一个共同体整体的精神气质。
于是，我们既能看到影片里吴京对着“嘲笑中国人”的白人反派扬眉吐气地说出一句“那他妈是以前”然后将其手刃，这触发起大部分国人“国家已经强大”的共鸣而拍手称快；我们也能看到，在这个影片中即使是“国民超级英雄”也没有办法解决的“强拆”式的国情面前，另一部分人会质疑这种在虚构的电影里对祖国强大的感叹事实上是一种爱国主义的集体意淫。
同样地，我们既能看到大部分人在纪录片中“慰安妇”幸存老人苍老的童谣歌声里，因试着去和历史中不幸的个体共情而获得感动；也能看到，在被记录的老人作为一个个体要承受的心理压力和生活困苦面前，另一部分人在反思镜头和政府对她们生活的介入是否合适以及这两者相应的责任边界应该在哪。
所以，无论是对于抽象的国家还是具体的人，在让人共鸣和感动的主流情绪之外，“异见”都在滋生。事实上，宏大的国家视角和个体的人的视角本身并不存在优劣高低，而真正重要的是，在每一维度的讨论里是否有“异见”可以出现。
因为这些“异见”中的一部分是理性的结果，它们平衡着集体情绪的冒进：一方面在提醒着大众那些历史的抽象性和国家概念的复杂性不该被忽视，另一方面也在人们动情的高潮里适时地摊出一面现实，来反对人们在爱的本意里无知地盲从。
也就是说，无论是爱国主义还是人性主义，我们都不可能真正做到以一方的价值去彻底否定另一方的价值。于是，其中真正重要的是，在公众议题的具体讨论里，作为“异见”的“理性”是否有存在的空间，而不是众声的喧哗被某一种绝对正确的情绪完全填满。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曾指出，“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在个人主义伦理学看来，是对所有道德的否定，但那在集体主义的伦理学里却成了最高原则”。
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历史上有太多以集体甚至国家利益的名义挑起的人性灾难。最难理解的其实是，为何那些历史节点中的人可以那么轻易就失掉为人的良知和基本的人道底线？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当人被宏大的“主义”或“目标”完全统摄时，一个人作为个体的人性尺度会相应地退隐，这既是英雄横空出世的前提，同样也是恶魔诞生的逻辑。
因此，如果没有了理性“异见”的平衡，一个”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口号可能带来的是国家认同与凝聚力的空前提升，也可能养起的是一头随时会扯断缰绳的民意野兽。
同样地，如果没有了理性”异见“的加持，一种对人性和道德的极致追求可能会迎来美丽的新世界，也可能会让“美好”死于失序的现实或空洞的理想主义。
于是有了这个问题：一面是爱国主义的喧嚣，一面是人文主义的深情，在它们彼此的冲撞和各自的分裂里，我们如何“理性地”自处于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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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玛蒂亚·森在其书《身份与暴力》中曾提出，那些宗教、族裔、文化的冲突都可以追溯到对单一性身份的片面沉湎。也就是说，当多维度的“人”被构建在了单一的身份幻象里，一切征伐与杀戮便不难发生。
于是，在同样的“勿忘”面前，“勿忘历史”比“勿忘国耻”多出的人性维度更让人觉得难能可贵。因为相比之下，前者包含着冲破身份简化的努力，也预设着尊重历史和其中人的复杂性这一理性前提。
所以，在这个一面喧嚣不止、一面试图深情的时代里，避免对历史和现实中单一身份的迷信可能是建立“理性”和防范在公众舆论中陷入盲从的起点。
回到《战狼2》的电影本身，如果仔细观察，还是能看到吴京在民族主义的主线情绪之下夹带的一点人性主义反思。
影片中在恐怖分子来袭的工厂内上演过一场究竟带不带非裔工人一起撤离的讨论，最后得出的是一个超越族群身份的理想主义结论—-不论国籍，妇女儿童乘飞机撤离，男人们一起杀出一条血路。虽然这一理想主义情绪最终还是无可避免地被影片的爱国主义落点覆盖，但不得不说这已经算是一次少见的对“身份”的“理性”反思。
同样地，在《二十二》当中有一位被骗至中国的韩国裔“慰安妇”幸存老人，这段不幸的历史让她此后再没能有机会回到她的祖国。当她在画面中以一个中国老人的形象用韩语唱起故乡的民族歌曲《阿里郎》时，事实上已经瓦解了简单地用一国或两国的“国耻”来定义这段历史的可能。而与此同时，这也是在人、国家、历史这一组关系中进行了一次“理性”上的推进。
可惜的是，这两处幽微的影片细节无法撩拨起时下的大众舆论G点。在大国崛起又逢邻国挑衅的当下，人们更需要能映衬大国国民身份的强悍荧幕形象和能揭开民族历史伤痕的真情感怀。
这些电影和故事在大众眼里最终只能形成一种宏观的情绪，而在情绪决定着传播的舆论场域里，强调身份和历史的复杂性本身事实上又难以获得广泛的认同，更不要提去追求那些精进的理性。
不过，可能这就是这个世界的常态。因为真正凝视这个世界的复杂性要借由的理性太过精巧，以至于在大多数人习惯的色彩充沛的情绪面前，“理性”常态地根本无法被建立。
于是，有心在这个时代里“理性”自处的人永远只能是少数，他们需要始终保有对澎湃的公众情绪提出“异见”的能力，或者至少他们需要始终保有对公众情绪识别和分辨的意识。虽然即使这样也未必能让自己可以建立起真正的“理性”，但它至少可以时刻让人警惕自身是否正处于一场情绪甚至是思维的操纵之中。
更进一步，这种自处能力的根源或许并不来自于理性本身，而是根本上来自于一种审慎审美的养成。
在这样的一种审美之下，你会肯去检视《战狼2》喧嚣背面的人心嘈杂，也会肯在《二十二》大段的留白画面里平静地提问。这种自我营造的冷静和孤独感会让人上瘾，可你却愿意用这种近乎自负的骄傲，热心冷眼地凝视这个时代。
就这样，在无法也不该被一笔勾销的历史面前，也在一面喧嚣一面深情的现实里，你和一小部分人一起，一边克制地爱着这个世界，一边去伸手阻止一大部分人把历史高高地举过头顶，砸向现实中他们眼里对立的一切。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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