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近日发了一期调查探讨年轻人的“裸辞”问题，调查中称1/5的受访者裸辞过，这篇报告在微博上瞬间引发热议，无数年轻网友在评论转发中吐槽自己不得不裸辞的经历，各种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超时工作没有补偿、迟发工资、不尊重员工等等都是年轻人离职的理由。
“现在的年轻人对工作没有激情、对企业没有忠诚感，一言不合就走人。”之前网上时常有老一辈企业家发出这样的感慨。
公司里做HR的同事也曾在私下抱怨说近两年招来的几个90后完全不把上班当回事，有的刚入职2个月，试用期还没结束就辞职。有的甚至就上一个星期的班，离职手续都不来办。
我自己家也常常上演这一幕，每当周日下午我的星期一恐惧症发作，情绪低落，口中默念不想上班一百遍时，老爸就无法理解为什么短短几年就让我没了刚出校门时的工作激情。
现在的年轻人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2016年的一期《圆桌派》，窦文涛邀请了陈丹青、徐累等几个“事业有成”的中年人在一起讨论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不热爱工作，这几位嘉宾从湖北十堰的小镇谈到了伦敦郊外的村落，从富士康工厂里的年轻人谈到了古希腊的哲学家，他们分析了阶层固化、物质过剩甚至通勤成本等等问题，试图从中找到年轻人“厌恶工作”的根源。
在节目中，陈丹青一语道出当代年轻上班族的心声！看的我在心里默默点赞，仿佛一瞬间找到了知音。
上班和工作，这两者不同在哪？我的理解所谓上班就是把每个人的工作高度组织化了。
果然，在节目最后窦文涛也做了类似总结。
几位嘉宾们都认为年轻人与统一粗暴逻辑的抗争已经成了全社会的问题，这种“高度组织化”，像一个挥舞着爪牙的庞大怪兽，将原本负有激情、理想和希望的年轻人吞噬其中，他们的每一次离职就是一次挣扎和逃离。
小可26岁 新闻摄像
“公司制定统一僵化的管理规则”
朝八晚五准时按指纹，否则按旷工计算。
这条再平常不过的上班制度，是压垮小可的最后那根稻草
小可是个摄像师，热爱传媒行业的他大学毕业后几经周转应聘到了一家新闻机构，负责拍摄新闻视频和各类纪录片。假如你熟悉这一行，大概知道一条新闻视频的主创通常是记者和摄像组成的搭档，记者负责策划、采访、写稿等等，摄像主要负责拍摄。由于每天都要在户外工作，时间地点又不固定，这一行当历来有着不坐班的传统。
前不久，小可公司的管理层下定决心整治这种考勤“乱象“，命令所有员工一律遵守考勤制度，记者摄像需要外拍时可免按指纹。
于是，住在通州的小可每天背着沉重的摄像机、话筒和三脚架加入了早晚高峰的地铁通勤大军。
早晚高峰时的北京地铁
一米八的小可每天背着昂贵又沉重的摄像器材经历两次“地铁春运”，在人流中被挤得汗流浃背，身上的大背包和手中的三脚架总是引起他人的不满，疲惫和难堪每天困扰着小可，更要命的是这些设备随时可能在拥挤中受损，一旦被认定人为损坏，小可需要自己赔偿。
每天清晨，小可历时一个半小时从通州一路奋战到北三环的公司，不外拍便没有事情可做，小可只能在工位上安静等待，记者一声令下两人再出发奔赴新闻现场。
遇到突发新闻情况就更尴尬了。有天清晨，小可和往常一样背着一堆器材从家里出发，从东六环坐上八通线，然后换乘一号线，快到复兴门的时候接到了记者的电话，国贸附近有突发事件要立刻赶到。于是小可匆忙从人群中挤出，再原路返回赶往国贸。 “这么一来一回浪费了一个小时在路上，到了现场，我已经累的快要跑不动了”小可很无奈。
这样的事，每月至少会在一半的工作日中上演，有时候是在路上，有时候刚到公司。小可开始觉得体力不支。而一整天都没有新闻的时候，小可只能无所事事的在公司呆着。当然，最可怕的是临到下班有突发新闻，那么小可就得和记者一起工作到很晚，第二天依旧要8点准时到公司签到，多出的工作时间并没有加班补偿而是算在每月的稿费中。
除了很少的一点基本工资，小可的收入主要是稿费，因此这就意味着小可坐在办公室里的一天几乎挣不到什么钱。“没有工作任务也不给工资，那坐班的意义是什么呢？”小可弄不明白。
当然，遇到这种问题的不止小可一个媒体人，近两年微博上不断有记者对这种令人诟病的制度表示不满。
和小可一样被公司奇葩制度绑架的年轻人不在少数。阿美去年在一家培训机构找到了一份教师的工作，为在校大学生或年轻的职场人士做专业技能培训。阿美喜欢教课，也爱和学生们在一起，可这家培训公司规定每天早上8点半必须到楼下广场前集合跳操。
阿美觉得非常尴尬，“小广场就临街，每天我们要在众目睽睽之下跟着音乐跳操，什么歌火我们就跳什么，去年跳了很长时间《小苹果》。”很多员工和阿美一样不乐意，可是没办法，跳操是计入考勤的，不参加就算迟到，公司认为这种活动能增强员工凝聚力，工作更有斗志。“每天街上来来往往的人都在看我！”阿美叹口气，觉得自己可能很难再忍下去了。
社交媒体上常常有网友晒出自己公司各种各样的“奇葩”规定，管理者们总想制定看起来很“积极”的制度，妄图以此建立秩序，看似都是一些小事可常年累月下来，这些制度往往就成了灭杀年轻人工作热情的凶手。
阿玲30岁，高校教师
“外行”领导“内行让人难以忍受。”
前几年十分火爆的英剧《IT狂人》将企业里“外行”领导“内行”现象揶揄讥讽了一把，剧中两个IT男常在一起吐槽完全不懂电脑的上司，十分好笑。可在现实中面临同样境况的阿玲却丝毫笑不出来。
从国内TOP3 高校市场营销专业硕士毕业的阿玲在一家知名的电商公司做了5年运营，一直想去大学里教书的她无意间碰到了去民办高校的机会，阿玲觉得民办高校也是高校，被大公司天天加班折磨的疲惫不堪的阿玲觉得自己终于要解脱了。
招聘阿玲的校领导表示学校看重她的学历和工作经验，希望阿玲把自己专业所学和工作积累的新鲜经验带到学校来。
可是很快，阿玲发现了学校里的问题。
创始人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凭着早年经商的积累和对教育事业的一腔热情创办了这所学校。尽管既没有高校学习经历又不懂各个专业，这位领导人却要求每位老师定期提交所有的课程内容，他会逐字逐句地审查，认为不必要学的知识点和技能便强硬删除。
阿玲很郁闷，觉得凭自己的学习经历和职场经验总结出的课程内容会对学生的就业非常有益，可她不敢去争论，此前有老师因为质疑这种做法被炒了鱿鱼。
“如果完全按照学校的教学计划，学生们几年后走出校门就会发现他们极度缺乏就业竞争力。”阿玲十分担心。原本民办高校的学生在就业市场上就处于劣势，倘若自己的学生简历中少了这几项技能，那在企业第一轮删选简历时就会被淘汰。
“以前很多老师都是这么被气走的。”一位在这里工作多年的老教师告诉阿玲。“做汇报是一回事，上课时再重做一份计划。”老教师向阿玲传授了一套应对办法。
阿玲只好让自己分裂成两半，一半用来应对领导，一半用来教授学生。但很快阿玲就发现五五分法完全不可能顺利应对学校里大大小小的会议、检查、评估等等….慢慢的，她不得不分出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应对管理层，付出的代价是备课和与学生相处交流的时间一再被压缩。由于学校强制要求老师们平日坐班，也没有寒暑假，阿玲甚至无法了解到自己行业的新发展，专业提升无法实现，正常的教学又常常被打乱，这一切都让阿玲莫名恐慌。
“把专业人才招来，然后拒绝接受他们带来的一切，要求大家绝对服从一个业余人士的指挥。”阿玲对这种做法百思不得其解。精神和身体上的双重压力让阿玲感到异常疲惫，最初的热情被消磨殆尽，阿玲的危机感和痛苦与日俱增，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小K 25岁UI设计师
“’权利制约’的架构苦了我们这些底层员工”
古代帝王常常会在自己身边安置几个意见相左、各成派系的心腹大臣，以此达到“权力制约”的目的来稳固江山。这一招被很多公司的最高管理者学以致用，认为这样能够平衡企业内部的权力架构。
小K毕业后到了一家大型国企工作，而入职不久就发现他所在的部门有两个领导，还有一个名义上的主管，他和同事们每做一项任务都要向三个领导汇报。
每到项目汇报会议就如同末日来临，三位领导各抒己见，每个人都要细致的为方案挑毛病，但三人的意见似乎从未统一过，一个不大复杂的方案往往要花半天时间讨论，小K和同事们在领导面前不敢多言，心里却暗暗叫苦。会议结束，大家修改设计方案时完全不知道该按谁的指示做，本来一周就能完成的项目，常常一拖就是一个月，领导们不断召集大家开会讨论，然而每次会议又毫无进展。小K和同事们不得不一遍又一遍改，电脑文件夹里常常存着十几版方案，第一版领导A满意些，第二版领导B较满意，第三版领导C觉得不错……..。无数个加班的日日夜夜，时间就在这一版一版的修改中慢慢流走，小K开始怀疑自己工作的意义。
这种“奇怪”的组织结构不仅出现在小K所在的企业，在一家民营公司工作的阿馨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刚刚入职一个月的阿馨打来电话报怨说新工作难以忍受，每周要开三个半天的会议，可这三个会议往往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工作进展。这种管理怪像让她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明明可以高效完成的工作，非得用这种模式白白耗掉执行者的时间精力。
阿馨其实蛮喜欢自己的工作内容，也并不想频繁跳槽，可这些“听起来是小事，身在其中真的令人痛苦到怀疑人生。”
文中的小可、阿玲不是特例，职场中无数此类问题正困扰着千万个小可和阿玲。职场前辈们自小习惯了高度服从和统一的组织观念以及家族式的企业经营理念，在多元文化中成长起来的80后、90后们则更加关注自我价值的实现。年轻人的职业诉求与前辈们热衷的“高度组织化”越来越无法调和。“毒鸡汤”、“丧”文化的盛行大概就是年轻一代对生存无奈的消极抵抗，正如窦文涛所说，“这是个社会问题”，既然不断给年轻人打鸡血、灌鸡汤的做法早已失效，那么不如认真思考一下该如何从根源上解决这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