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我总想坚持写日记。整个青春时期，我都试着坚持记日记，却总是没能坚持下来。我渴望像乔·奥顿那样，非常坦诚的写日记，我很欣赏他的日记。14岁左右我在图书馆接触到他的日记。我读他的日记，一是因为文学兴趣，二是因为里面的情色描写，让我激动的和乔一起重新体验这个城市的许多角落——那些在我只不过是去过，而在他却是想方设法创造“野合”机会的地方。

我想：如果打算写日记，就应该像这样写，就应该完全自由、诚实。但我发现自己既写不出对性的渴望（太害羞，太不诚实），又不会描述任何性行为（自己没有体验过）。于是我的日记就沦落成了假想恋人和臆想恋情的流水账。很快我就厌倦了日记，把它丢在一边。没过多久，我又试着写，这次只写些和学校有关的事儿，像朱迪布鲁姆的风格。详细描写那些操场上发生的故事和校园的友情剧。但我总是不得不把自己当成一个潜在的读者，然而从读者的角度读这种日记让我觉得很无聊：就像是读家庭作业。我总设法用有利于我的方式来写，以防万一有人在学校里捡到我的日记，并公之于众。不能诚实的写日记，让我很郁闷。这些内心的声音本应是说给自己听的，而不是别人。我觉得即使你不把自己最隐秘的思想修饰成漂亮图景，生命本身也已经有太多其他的技巧了。或者换句话说：有的人可以简单、坦诚的记述他们的感受，而我却难以抑制自己把它修饰成漂亮图景。

当我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我读了很多弗吉尼亚沃尔夫的日记，我再次觉得自己真应该写日记。那时我已经足够了解自己，知道自己完全不能接受在日记里重述个人感受。我过于敏感，而且也懒得每天都写日记。所以，我试着用沃尔夫单卷“作家日记”的方式和风格来写，只在碰巧发生和我相关的文学方面的事情的那些日子才写，或是我写了什么或读了什么，或是遇到了别的作家。那篇日记持续记述了整整一天，记录了我和杰夫尤金尼德斯共渡的那个下午，一共12页，花了半个晚上的时间才写完。算了吧，照这个速度，记完一生的时间要比过完它还要长。我想，部分是因为必需要用第一人称写作，直到最近我才发现这种方式既费力又让人紧张。用这种方式写作我毫无信心，除非是写些简短、随笔式的灵感。在我更年轻的时候，即使是页面上出现“我”这个字，都会让我感觉有些难受，又是因为那种过于自我的敏感，所以我总尝试用“我们”来模糊它。我发现自己到了美国以后，这种情况开始改变，然后迅速变得自然;现在再来看这些页面，我看到更多的“我”而不是一连串的沃尔特怀特曼。但当我写日记和小说的时候我还是会有心理障碍，同样幼稚的问题困扰着我。这是写给谁看的？这个声音是什么？我打算骗谁——我自己么？我意识到自己并不想要关于自己生活的任何记录。我的大脑是那种会抹去过去所有记忆的，而且几乎马上抹去过去的记忆，像迪士尼的“爱丽丝漫游仙境”里面的簸箕和扫把狗，一边走一边把走过的路都打扫干净。我从来不知道哪一天做了什么事儿，或者当这件事儿或那件事儿发生的时候我多大岁数了，而且我喜欢这样。我觉得当我很老了而且脑子“没了”的时候，也不会觉得和现在的生活有多大差别，这种无记忆状况，虽然会让我最亲近和最亲爱的人大为光火，但应该适合我吧。因为即使我想，我也似乎不能改变它。我怀疑是不是和我写小说的方式有某种关系，在我的小说里，比方说，一个我住了多年的公寓门垫会再次出现，就像原来那样，就是那个门垫，相同的纹路，虽然我不能准确的说出我什么时候住在那里，或者当时我在和谁一起约会，甚至不知道我父亲当时还活着还是已经过世。或许第一种不能记住日期和重要事件的失忆机制，让另一种记忆机制运转起来，第一种机制不存在让第二种机制获得生存的空间，为第二种机制清理出了一条路。无论那是什么，它像一只害羞的夜间活动的动物一样掠过我的脑海，从里面拽出奇奇怪怪的东西，例如地毯、一支凋谢的牡丹花，或者一张1986年以来就在没有见过的我心爱的草莓贴纸，却还有草莓一般的形状和草莓一样的味道。

当谈到生命写作，当着圣彼得或者其他什么神明的面，真实、诚实、日记体的、不加掩饰，我只需要给自己看的东西，是我的雅虎邮箱账号。大约从1996年开始直到现在还在用。那个账号里记录的事儿可能是我此生最接近诚实的，至少是写出来的最诚实的（尽管我宁死也不想通读一遍）。那就是我，好也好，坏也罢，记录着所有的善行和肮脏的谎言，家庭的争吵和书生气的友情，还有线上的时尚购物。像所有人一样（我应该这么想），我个人的噩梦是有人会进入那个账号，看到这些东西，随心所欲的看他们想看的，并作出评判。可是，当我死去，如果我的孩子们想知道我每天是什么样的，不是作为一个作家，不是作为一个多少看上去得体的人，而只是一个在这些背后的愚蠢的人类，那他们最好上那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