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路独行

接着谈中国古代文献都去哪儿了，说说文献散佚第二和第三方面的原因

二、战乱和兵燹的破坏。

中华民族的形成、壮大和发展的历史，同时也伴随着无数的战乱和纷争，战争的例子不胜枚举，单从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更替次数和诸如“春秋战国”、“三国两晋南北朝”、“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辽宋夏金对峙”这些名词上便可以略知一二了。

历代数不胜数的战争对古代历史典籍的损毁是最严重的。隋代的牛弘和明代的胡应麟对古代典籍的散佚做了十分系统的总结，我们称之为“十厄”。这“十厄”中除秦始皇“焚书坑儒”非战乱外，其他九件事都与战事有关。

所谓的“十厄”，首先是秦始皇焚书。

后经过汉武帝以后，奖励献书，访求遗书，到刘向、刘歆校书，积书有三万多卷，但是王莽末年，赤眉入关，“至孝成之世，……汉之典文，于斯为盛。及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这是书的第二次厄运。

东汉提倡儒术，亦重史籍，到了“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兢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滕囊”（《文献通考·经籍考》），这是书的第三次厄运。

魏晋又复整理书籍，编订目录，“虽古文旧简，犹云有缺，新章后录，鸠集已多，足得恢弘正道，训范当世。属刘石乱华，京华覆灭，朝章阙典，从而失坠”，这是古籍的第四次厄运。

南朝文化建设，未尝停顿，阮孝绪《七录》，列书三万余册梁元帝萧绎平侯景之后，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余卷，运到荆州，及北周攻破江陵，萧绎将所有书籍焚烧于外城，此为第五厄。

隋文帝和隋炀帝都爱好书籍，西京嘉则殿、东都修文殿，有书三十七万卷，并精选三万七千余卷，各写五十副本，及遭宇文化及、王世充兵役，损失大半，造成了书的第六次厄运。

唐朝开元盛世，文化高度发展，等到后来的安史之乱，大量图书“俄顷悉灰于安、史”，是为第七厄。

唐代文宗时有书十二库，五万多卷，昭宗被朱温逼迫迁都洛阳，旧存书籍“荡然无存”，成为第八厄。

北宋雕版印刷十分盛行，加以扩大进士科的名额，故编撰文典骤增，徽宗有书七万多卷，及金人破汴京，太清楼、秘阁所置之三馆书及天下州府图，为之一空，造成史籍的第九次厄运。

南宋书籍将近六万卷，元军破临安，“封书库，收史馆礼寺图书，及百司符告敕”，造成史籍的第十次厄运。

前已论及，此“十厄”之中，九厄是由战火造成史籍的散佚和破坏。

三、统治阶级加强思想文化统治的恶果。

自秦始皇开始，历代的帝王大都重视加强中央的权力，至明清演化为高度的君主专制。

而集权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对思想文化的专制，他们认为只要思想文化实现了大一统，人民就易于管束了，这种“虚其心，实其腹”的“愚民政策”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它不仅造成了后来大部分读书人“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的文化恐怖，也使中国的历史典籍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文化上的极端政策始于秦朝。秦始皇为了加强思想控制，采取了李斯的建议进行焚书，“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

司马迁也评论说“秦即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可见先烧去了一大批。本来还留有不少史官博士所存书籍，可惜后来项羽进入咸阳后，进行纵火焚烧，火三月不息，致使先秦书籍大多一扫而空。

其实，书籍的禁毁并不限于秦一个朝代，从秦到清历朝统治者都是如此，只不过所用的形式不同而已。

最严重的当属清朝的文字狱和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对大量图书进行的销毁。文字狱绵延康雍乾三朝，自“明史案”肇始，一直延续了百年之久，焚毁宣扬“反清复明”思想和其他不利于其统治的书籍无数。

《四库全书》虽对保存古代典籍功不可没，但是整个编纂过程也是对图书进行删节、改纂和清洗的过程。据统计，自修书初至乾隆47年的8年间，共烧书24次，烧毁书籍538种、13862部以上，毁书与现存书的数量相埒，其余窜改内容根本无法统计。

无怪后人姚名达评论认为：“删改之横、制作之滥、播弄之毒、诱惑之巧、搜索之严、焚毁之繁多、诛戳之壁垒森严、铲毁凿仆之殆遍，摧残文献，皆振古所绝无。虽其工程之大，著录之富，足与长城运河方驾，迄不能偿其罪也。”是为至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