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神经症的明显症状中，罪疚感似乎扮演者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在某些神经症中，这些感觉源源不断的公开表现出来；在另一些神经症中，它们更善于伪装，但仍然会通过行为、态度、思维和反应方式透露出来。在这里，我将首先以概述的形式讨论表明罪疚感存在的各种表现。

---  正如上一章所提到的，神经症患者往往觉得自己不配拥有更好的东西，以此来解释自己所受的痛苦。这种痛苦地感觉可能相当模糊、不可明辨。或者依附于某些被社会所禁忌的思想或行为，比如（  删减半句 ）这一类人稍有风吹草动，就会产生罪疚感。如果有人要求见他，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他干了某件坏事，对方是来找他算账的。如果朋友有一段时间没来看他，或者没有给他写信，他就会问自己，是不是哪里得罪了他们。如果事情出了什么差错，他总会认为是自己的问题。即使明显是别人的问题，明显错怪了他，他还是设法责怪自己。如果有任何利益或争论，他也会盲目地认为别人是对的。

---  这些潜在的。伺机浮现的罪疚感，与抑郁状态下明显的、被解释为无意识的罪疚感，两者之间只有一条波动的分界线。后者采取自责的形式，这些自责常常是荒诞的，或者至少是夸张的。同样，神经症患者不断努力在自己和他人的眼中表现得合乎情理，尤其是当这些努力的巨大战略价值没有得到认可时，这也暗示了他们心中存在一种浮动的、有待深究的罪疚感。

---  神经症患者萦绕（yíng rào ）于心的对被看穿或反对的恐惧，进一步暗示着这种弥散性的罪疚感的存在。在与分析师讨论的过程中，他可能表现得好像彼此是罪犯和法官的关系，这使得他在分析过程中很难合作。他会把分析师的每一个解释，都视为对他的指责。例如，如果分析师向他表示，在某种防御态度的背后隐藏着焦虑，他就会回答：“我知道我是个懦夫”如果分析师解释说，他不敢接近别人是因为害怕遭到拒绝，他会承担全部责任并说明，这样做是想让生活轻松愉快一些。在很大程度上，他对十全十美的强迫性追求，正是源于这种避免任何人被人反对的需求。

---  最后，如果发生什么不利的事情，比如失去财富或发生意外，神经症患者可能感到更轻松自在，甚至他的某些症状还会消失。根据患者的这种反应，以及有他似乎会安排或挑起不利事件——但愿是无意的，可能会导致我们做出一种假设：神经症患者存在强烈的罪疚感，以至于他需要用惩罚来消除它们。

---  因此，似乎有大量的证据表明，神经症患者身上不仅存在强烈的罪疚感，而且这些罪疚感对他人格的影响还非常大。但是，尽管有这些明显的证据，我们仍然要提出疑问：神经症患者意识中的罪疚感是否真的发自内心？而那些暗示着无意识罪疚感存在的症状态度（symptomatic attitudes  ），是否可以做另一种解释？有几个因素促使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

---  第一个因素是，就像自卑感一样，罪疚感也并非完全不受欢迎，神经症患者并不急于摆脱它们。事实上，他会坚持自己的罪疚感，并抵制一切为他开脱的企图。这种态度本身就以表明，在他对罪疚感的坚持背后，就像在自卑感中一样，必然存在某种具有重要功能的倾向。

---  第二个因素也应该牢牢记在心。真正对某件事感到后悔或羞耻是痛苦的，而向别人表达这种感受更令人痛苦。事实上，比起别人，神经症患者理应更不会这么做，因为他害怕遭到他人的排斥。然而，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罪疚感，神经症患者却可以轻松的表达出来。此外，神经症患者的自责——经常被解释为意味着潜在的罪疚感——具有明显的非理性因素。不仅在他那具体的自责中，而且在他自认为不配得到任何友善、赞扬和成功的弥散性情感中，他都很有可能走向非理性的极端，从强烈的夸张到纯粹的幻想。

---  第三个表明神经症患者的自责不一定意味着真正的罪疚感的因素是：在无意识中，神经症患者根本就不相信自己是没有价值的。即使在他似乎沉浸于这种罪疚感时，如果别人表现出对他的自责信以为真，他也可能变得怒不可遏。

---  后一种现象引出了最后一个因素，弗洛伊德在讨论忧郁症患者的自责时曾指出过这一点：患者一方面表现出罪疚感，另一方面却缺乏本应该伴随的谦卑。神经症患者在声称自己没有价值的同时，可能会强烈地要求别人的关心和崇拜，还会表现出明显的不愿意接受哪怕最轻微的批评。这种矛盾有可能非常明显，例如，有个女人对报纸上的报道的每一桩罪行，都会产生一种模糊的罪疚感，甚至会因为任何一个亲人的去世而责备自己；但是，当她姐姐某次温和的责备她，说她不应该要求过多的关心和体谅，她竟然气得当场晕了过去。但这种矛盾并非总是如此明显；更多时候，它都隐藏在在表面现象之下。神经症患者可能会把这种自责的态度，误认为一种合理的自我批评。他对别人批评的敏感，可能会被这一信念所掩盖，即只要批评以友好或建设性的方式提出，他就能很好地接受。但这一信念只不过是一块帷幕（wéi mù  ），而且与事实相矛盾。即使显而易见是有好的建议，也可能引起他的愤怒，因为任何形式的建议，都意味着批评他不够十全十美。

---  因此，如果仔细考察罪疚感，并检验它的真实性，我们就会发现，很多看起来像是罪疚感的感觉，实际上是焦虑的表现，或是对焦虑的防御。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正常人。在我们的文化中，人们认为畏惧上帝比畏惧人类要更高尚一些；或者用非宗教的话来说，出于良心而不去做某件事，比害怕被抓而不做某件事要更高尚一些。许多男人假装处于良心而对妻子忠诚，实际上只是害怕妻子发现罢了。由于神经症患者存在大量的焦虑，因此，他们比正常人更倾向于罪疚感来掩盖焦虑。与正常人不同的是，他不仅害怕那些可能发生的后果，还会预期与现实完全不相称的后果。这些预期的性质取决于当时的情境。他可能对即将到来的惩罚、报复或抛弃产生夸大的想法，或者他的恐惧可能完全是模糊的。但是，不论这些恐惧的性质如何，它们都是在同一个点上被引起的；我们大致可以将其描述为对被反对的恐惧。如果这种被反对的恐惧已经构成一种信念，我们可以将其描述为害怕被人看穿。

---  这种对被反对的恐惧，在神经症患者中十分常见。几乎每一个神经症患者，即使在表面上看起来很自信，对别人的意见漠不关心，实际上他都极为害怕被反对、被批评、被指责和被人看穿，或者对它们极为敏感。正如我提到过的，这种对被反对的恐惧，通常被理解为标识了潜在的罪疚感。换句话说，这种恐惧往往被认为是罪疚感的结果。但是，批判性的观察使这个结论变得可疑。在分析过程中，患者常常发现他很难去谈论某些经历或想法——例如，与死亡的愿望等有关的——因为他对这些经历和想法感到非常罪疚，或者更确切的说，因为他相信自己罪孽深重。当他有了足够的信心来谈论这些经历和想法，并认识到它们并没有遭到医生的反对，这些“罪疚感”也就消失了。他们感到罪疚感，是因为他的焦虑，因为他比别人更依赖于公众舆论（ yú lùn），并因此天真地将其作为自己的判断。而且，即使在他决心说出导致罪疚感的经历后，那些具体的罪疚感消失了，他对被反对的普遍敏感性从根本上并没有改变。这一观察，让我们得出结论：罪疚感并不是害怕被反对的原因，相反，罪疚感是害怕被反对的结果。

---  由于这种对被反对的恐惧非常重要——无论是对罪疚感的形成，还是对罪疚感的理解，所以，我必须在这里先讨论一下它的内涵。

---  对被反对的不成比例的恐惧可能会盲目的扩展至所有人，也可能之针对一些朋友——尽管神经症患者通常无法清楚的区分朋友和敌人。这种恐惧最初只涉及外部世界，而且或多或少，总与别人做出的反对有关，但它也可能发生内化。这种内化发生的越多，外界的反对就越来越不重要，而自我的反对变得越来越重要。

---  对被反对的恐惧可以表现为各种形式。有时，它表现为持续地害怕得罪他人。例如，神经症患者可能害怕拒绝别人的邀请，害怕提出不同的意见，害怕表达任何愿望，害怕不符合既定的标准，害怕以任何方式引人注目。它也可能表现为一直害怕别人了解自己；即使他感觉到别人喜欢自己，也倾向于向后退缩，避免被对方看穿，然后被抛弃。它还可能表现为，患者极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的任何私事；或者对别人提出的任何关于自己的问题，都表现出极大的愤怒，因为他觉得这些问题企图窥探（ kuī tàn）他的隐私。

---   这种对被反对的恐惧，是阻挠（zǔ náo）分析过程的重要因素之一，它使分析师进展不顺，且使患者痛苦不堪。尽管每个分析都各不相同，但所有分析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患者一方面渴望分析师的帮助，并希望对自己有所了解；但另一方面，他又必然会反抗分析师，把他视为最危险的入侵者。正是这种恐惧，使患者表现得好像一个站在法官面前的罪犯，而且像罪犯一样，他也暗暗下定决心，要否认自己的一切真实想法，并设法把医生引入 歧途（qí tú ）。

---  这种态度有时也会出现在梦中，患者可能梦见自己被迫坦白，而他对此感到非常痛苦。我有一个患者，在我们快要揭示他的某些压抑倾向时，做了一个在这方面很有意义的白日梦。他想象自己看见了一个小男孩，这个小男孩有一个习惯，那就是不时地到一个梦幻的小岛上寻求庇护（bì hù）。在哪里，这个男孩成了一个由法律管辖的社区的一份子，法律禁止让外人知道这座小岛的存在，而且任何可能的入侵者都将被处死。有一个这男孩深爱着的人——虽然经过乔装打扮，但这个人实际上就是分析师——碰巧发现了通向这座小岛的道路。根据法律，这个人应该被处死。然而，这个男孩可以救他，只要他保证永远不会回到这座岛上。这个梦其实是患者内心冲突的一种艺术表现，这一冲突在整个分析中，自始至终都已某种形式存在着。它反映了患者对分析师即爱又恨的冲突——因为分析师想侵入他隐藏着的思想和情感中，还反应了患者既想保护自己的秘密又必须将其放弃的冲动。

---  如果这种对被反对的恐惧不是由于罪疚感产生的，那么人们可能会问，为什么神经症患者会如此担心被人看穿和被人反对呢？

---  造成对被反对的恐惧的主要原因是，在神经症患者向外界和自己展示的“假面”与隐藏在外表背后的所有受压抑倾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尽管神经症患者因为不能表里如一，因为必须保持伪装而感到痛苦（ 他遭受的痛苦比他意识到的还要多 ），但他仍然必须竭尽全力维护这些伪装，因为它们代表了保护他免受潜在焦虑侵袭的堡垒。如果我们认识到，正是这些他必须加以隐藏的东西，构成了他对被反对的恐惧的基础，我们就能更好的理解，为什么某些“罪疚感”的消失并不能消除他的恐惧。事实上，除了罪疚感，需要改变的东西还有更多。坦白的说，正是他人格中的不真诚，或者更准确的说，正是他人格中的神经症成分，造成了他对被反对的恐惧，而他害怕被人发现的也正是这种不真诚。

---  至于他所隐藏的具体内容，首先是“攻击性”这一术语所涵盖的种种行为。这个术语不仅包括患者的应激性敌意，比如愤怒、仇恨、嫉妒、想要羞辱他人，还包括他对别人的一切隐秘要求。因为我已经详细讨论过这些要求，所以在这里只简单地说一下：他不想自力更生，不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想要的东西；相反，他在内心深处坚持做个寄生虫，依赖他人而活，无论是通过支配或剥削还是通过温情、爱或顺从的方式。一旦有人触及了他的敌意性反应或他的隐秘要求，患者就会产生大量焦虑。这不是因为他感到罪疚，而是因为他发现自己获得所需支持的机会受到了威胁。

---  其次，患者想隐藏他的软弱感、不安全感和无助感，隐藏他无法坚持自我，隐藏他有多么焦虑。出于这个原因，他虚构了一个强有力的外表。但是，他对安全感的追求越是集中于支配他人，他的骄傲越是与力量相关，他就彻底的瞧不起他自己。他不仅感觉到软弱中存在的危险，而且认为软弱是可鄙（ kě bǐ）的，不论是自己还是他人的软弱。同时，他还把任何弱点和不足都归为软弱，不管是不能独立自主，不能战胜自己内心的障碍，不得不接受他人的帮助，还是不能摆脱心中的焦虑。由于他在本质上瞧不起自己的任何“软弱”，而且他相信别人发现了他的软弱，同样也会瞧不起他，所以他不顾一切的努力隐藏这种软弱。但与此同时，他又总是担心自己迟早会被人看穿，于是焦虑持续不断地产生。

---  因此，罪疚感以及与之伴随的自责，并不是患者害怕被人反对的原因，而是其结果。不仅如此，它们还是对抗这种恐惧的一种防御措施，暂时将其作为避免被人反对的第一种方法。它们实现了获得安全感和掩盖真实问题的双重目标。而实现后一个目标只有两个方法：要么不让别人注意到应该被隐藏起来的东西，要么通过极端地夸大其词而使它们显得不真实。

---  我将举两个例子，它们可以说明很多情况。有一天，一个患者严厉地指责自己忘恩负义，指责自己成了分析师的负担，没有认识到分析师只收取了他很少的治疗费用。但在会谈结束的时候，他却发现自己忘了带当天要支付的费用。这只是他想不劳而获的众多证据之一。这里和别处一样，他那夸大其词、大而无当的自责，发挥了隐藏具体问题的作用。

---  再如，一个成熟而聪明的女人，因为自己小时候发脾气而深感罪疚，尽管她在理智上知道，以前发脾气是因为父母蛮横无理的行为，尽管她现在已不再相信，一个人必须对自己的父母无可非议。然而，她在这方面的罪疚感仍然非常强烈，以至于她倾向于把自己与（删减）失败，也看作是因她敌视父母而受到的惩罚。通过把自己当前无法与男性建立关系（此处有修改） 归咎（ guī jiù）于幼稚的愤怒，从而掩盖了实际上在起作用的因素，比如她自己对男人的敌意，以及她由于害怕被拒绝而退缩到一个壳里。

---  这些自责不仅可以让自己免于应对被人反对的恐惧，还可以通过说反话的方式，得到正面的安慰。即使不涉及任何外人，它们也可以提高神经症患者的自尊，使他获得安全感。因为自责意味着患者有敏锐的道德判断，他会为别人忽略的错误而责备自己，从而最终使他觉得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更重要的是，这些自责让他松了一口气，因为它们很少涉及他对自己不满的真想，所以，事实上为他打开了一扇秘密的门，让他相信自己其实没有那么糟。

---  在进一步讨论自责倾向之前，我们必须考虑避免被人反对的其他方法。第二种方法与自责相反，但能同样达到目的，那就是让自己永远正确或完美，以此阻止任何批评，让别人的批评没有立足之地。在这种防御措施盛行的地方，任何行为，即使是明显错误的行为，也都会通过机智的诡辩被说成合理的，宛如一个聪明的、有技巧的律师所为。这种态度可能会发展到一个极端：即使是在无关紧要的细节上，比如天气预报，他们也要坚持正确；因为在这类人看来，任何细节的错误都可能会招来全盘皆输的危险。通常情况下，这种人不能容忍意见上的细微分歧，甚至不能容忍情感方面的不同偏好，因为在他的思想中，哪怕是最微小的分歧也等同于批评。这种倾向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所谓的“虚假适应”（ pseudo-adaptation）。有些人尽管患有严重的神经症，但仍然设法在自己眼中，有时也在周围人的眼中，看起来“正常”和适应良好；在他们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虚假适应。在这种类型的神经症患者身上，我们几乎可以断定，他对被人看穿或被人反对有着极大的恐惧。

---  神经症患者保护自己避免被人反对的第三种方法是，通过无知、疾病或无助来寻求庇护。我在德国治疗的法国女孩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我在前面曾提到过两个女孩子，因为被父母怀疑有智力缺陷而被送到我这里，而她就是其中一个。在最初几周的分析中，我也曾对她的心智能力表示怀疑；她似乎听不懂我说的任何话，尽管她完全听得懂俄语。我试图用更简单的语言来重复同样的话，但仍然没有任何进展。最后，有两个因素打破了这个僵局。她做了几个梦，在梦中，我的办公室就像是一座监狱，或是一个给她做身体检查的医生办公室。这两个意向都暴露了她对于害怕被人看穿的焦虑；她最后一个梦，是因为她害怕任何身体检查。另一个能说明问题的因素是她日常生活中的一件事。有一次，她忘记按照法律的要求出示护照。最后，当她被带去见官员的时候，她假装听不懂德语，希望以此逃脱惩罚——她大笑着像我讲述了这件事。然后她意识到，她对我也使用了同样的策略，而且是出于同样的动机。从那时起，她用事实证明自己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孩。她一直躲在无知和愚蠢的背后，以逃避被指责和惩罚的危险。

---  一般而言，任何一个给人感觉不靠谱的、顽皮的并且行为也是如此的儿童，都会采取这一策略，以免别人对他太认真。有些神经症患者终其一生都会采取这种态度。或者，即使他们没有表现得像个孩子一样，也可能拒绝认真对待自己的感情。在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这种态度的作用。那些快要认识到自己攻击倾向的患者，可能会突然感到无助，突然表现得像个孩子，除了保护和爱之外，别无所求。或者，他们会做这样的梦：在梦中，他们发现自己渺小而无助，不是蜷缩在（删减），就是依偎在母亲的怀抱里。

---  如果无助在某个情境中不适用或者无效，那么疾病也可能起到同样的作用。众所周知，疾病可以用来逃避困难。然而，与此同时，它还为神经症患者提供了一道屏障，让他自己意识不到：内心的恐惧正使他回避自己本应该处理的情况。例如，一个与上司相处困难的神经症患者，可能会通过严重的消化不良来寻求庇护。此时，患者的作用在于，它患上失去行动的能力；换言之，这是一个借口，让他不去认识自己的懦弱。

---  避免任何反对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防御措施，是营造一种受害的感觉。通过感觉受人虐待，神经症患者避免了自卑自己利用他人的倾向；通过感觉自己悲惨的被人忽视，他避免的自己占有他人时间的倾向；通过感觉别人对自己毫无帮助，他隐瞒了自己想要打败别人的倾向。神经症患者频繁地使用并坚持这种感觉受害的策略，因为它实际上是最有效的防御方法。它使神经症患者不仅可以免于自责，同时还可以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

---  现在，让我们回到自责的态度上来。它们的另一个作用——除了保护自己不去面对被人反对的恐惧以及获得正面的安慰之外——是防止神经症患者看到任何改变的必要性；实际上，这种自责成了改变的替代品。要改变一个发展成熟的人格，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及其困难的。但对神经症患者来说，这个任务更是难上加难，不仅因为他更难认识到改变的必要性，还因为焦虑使他的许多态度成为人格中的必需品。因此，一想到必须要改变，他就恐惧万分，退缩不前，拒不承认改变的必要性。逃避这种认识的方式之一，就是在内心隐秘地相信，通过自责，他就可以“渡过难关”。这个过程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经常观察到。如果有人后悔自己做了某件事，或者后悔没能做某件事，并因此想要做出补偿或改变导致失败的态度，他就不会让自己淹没在罪疚感中之。如果他真的沉浸于罪疚感，就表明他在逃避改变自己的艰巨任务。悔恨自责的确比改变自己容易得多。

---  顺便提一句，神经症患者让自己对改变的必要性视而不见，另一种方式是将自己现存的问题理智化（intellectualize ）。那些倾向于这样做的患者，在获得心理学知识的过程中得到极大的智力上的满足，这包括对其自身的认识，但也仅限于此。这样，这种理智化的态度就被用来作为一种保护手段，防止他们在情感上体验任何东西，从而使他们认识不到自己必须做出改变。这种情形就好像是，患者一边注视着自己，一边说：“瞧，多有趣呀”！

---  自责还可以用来回避指责别人的危险，因为把罪责揽到自己身上。似乎是一种更安全的方式。对批评和指责别人的抑制，会强化一个人自责的倾向，这一点在神经症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因此我们应该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  一般来说，这些抑制倾向是有其历史过程的。如果一个孩子在充满恐惧和仇恨的环境中长大，并且这种环境抑制他自发的自尊心，那么他必然会对周围的环境产生强烈的怨恨。然而，他不仅无法表达这种怨恨，而且如果他受到足够的恐吓，他甚至不敢在意识情感中察觉到这些怨恨。这部分是因为他害怕受到惩罚，部分是因为他害怕失去自己所需要的关爱。这些幼稚的反应在现实中有坚实的基础，因为创造这种氛围的父母，由于自身神经症的敏感，几乎从来都不能接受批评。然而，这种认为父母不会犯错的态度普遍存在，也可以归因于文化因素。在我们的文化中，父母的地位建立在权威的基础上，他们总是依赖这种权威来强迫子女服从。在某些情况下，仁爱支配着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因此父母没必要强调他们的权威。然而，只要上述文化态度存在，它就会或多或少给家庭关系蒙上一层阴影，即使只是在幕后起作用。

---  当一种关系建立在权威的基础上，批评往往就受到禁止，因为他会破坏权威。这种禁止可能是公开的，并通过惩罚来执行禁令；但更有效的方法是，大家对这种禁止心照不宣，然后在道德基础上广泛推行。这样一来，孩子对父母的批评，不仅会受到父母敏感性的制约，还受到这一事实的限制，即由于普遍的文化态度认为批评父母是一种罪过，所以父母会或明或暗地影响孩子，使他们产生同样的想法。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不那么容易受到恐吓的孩子，可能会表现出某种反抗，但这种反抗反过来又会使他感到罪疚感。而一个更容易受到恐吓的孩子，则不敢表现出任何怨恨，逐渐地甚至不敢想象父母也有可能犯错。然而，他感觉到一定有人错了，并因此得出结论：既然父母总是对的，那么错的一定是他。不用说，这通常不是一个理智的过程，而是一个情感过程；它不是由思维决定的，而是由恐惧决定的。

---  就这样，孩子会开始感到罪疚，或者更准确的说，他会形成一种在自己身上找错误的倾向，而不是冷静的权衡利弊，客观的考虑整个情形。他的自责更可能使他感到自卑而不是罪疚。这两者之间只有模糊的界限，且完全取决于他周围环境对道德的强调程度。例如，一个女孩总是屈居于她姐姐之下，并且出于恐惧而忍受不公平的待遇，压抑着她内心真正感受到的不满。她可能会告诉自己，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是合理的，因为她本来就不如姐姐（ 没她漂亮，没她聪明）；或者她可能认为，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是正当的，因为她是一个坏女孩。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她都是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而没有意识到自己受委屈了。

---  这种反应方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如果它在儿童身上不是过于根深蒂固，如果儿童周围的环境发生了改变，或者如果他的生活中出现了欣赏他并在情感上支持他的人，那么这种反应就可能会改变。但如果没有发生这种变化，这种把指责别人转化为自责的倾向就会与日俱增。与此同时，他对整个世界的不满也会从各方面不断累积，而他对自己表达怨恨的恐惧也会日益增强，因为他会越来越害怕被人看穿，而且会认为别人和他一样敏感。

---  但是，认识到一种态度的根源并不足以解释它。无论是从实际的角度还是动力学的角度考虑，更重要的问题都是，此时此刻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这种态度。神经症患者在批评和指责他人方面有着特别的困难，是因为有一些决定因素存在于他的成年人格中。

---  首先，这种不能提出批评的态度，表明患者缺乏自发性的自我肯定。为了理解这一缺陷，只需要把这种态度与我们文化中正常人的感受和行为进行比较——在提出和表达控诉方面，或者更广泛的说，在攻击和防御方面进行比较。正常的人在争论中能够为了自己的观点辩护，能够反驳别人无端的指责、暗讽或无理要求，能够在心理或行为上反抗别人的忽视和欺骗。如果他不喜欢某个请求或提议，且当时的情境允许，他就会加以拒绝。如果有必要的话，他能够感受到自己的批评和指责，也能表达自己的批评和指责。或者如果他想的话，他能够刻意回避或赶走一个人。此外，他还能够捍卫自己或主动出击，而不会出现过于激动地情绪。他能够在夸大的自责与夸大的攻击之间保持中庸的立场，而这两个极端都会导致一个人对整个世界进行毫无根据的强烈控诉。因此，只要在没有患神经症的情况下，在相对摆脱了弥散性的无意识敌意以及拥有了相对稳定的自尊时，人们才有可能采取中庸之道。

---  当缺乏这种自发性的自我肯定时，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产生一种软弱和无助的感觉。一个人知道——也许他根本没有思考过——如果情况需要，他就可以攻击或保护自己，那么这样的人是强大的，并且他也会感觉如此。如果一个人意识到他可能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他就是虚弱的，并且他也会感觉自己是虚弱的。无论我们是出于恐惧还是智慧而制止了一场争论，无论我们是出于软弱还是正义而接受了别人的指责，我们都会向电子钟一样准确的记录下来，即使我们有可能成功地欺骗有意识的自我。对神经症患者来说，这种对软弱的记录正是他容易恼怒的长期秘密来源。许多抑郁的症状，都是在一个人无法为自己的论点辩护，或者无法表达批评意见后开始的。

---  其次，无法表达批评和指责的另一个因素与基本焦虑有关。如果一个人觉得外部世界充满了敌意，如果他对这个世界感到无助，那么，任何惹恼他人的行为似乎都是轻率鲁莽的。对神经症患者来说，这种做法的危险似乎更大；而且，他对安全感越依赖于别人的爱，他就越害怕失去这种爱。对他来说，惹恼别人的结果，与正常人的理解完全不同。因为他自己和别人的关系脆弱易碎，所以他无法相信别人和他的关系是牢固的。因此，他觉得，惹恼他们便可能意味着最后的决裂；他预期自己会被别人彻底抛弃，遭到唾弃或憎恨。此外，他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认为，别人和他一样也害怕被人看穿或批评，因此他倾向于小心翼翼地对待别人，正如他希望别人也会如此对待他一样。他极度害怕提出甚至是感受到对别人的控诉，这使他陷入了一个特殊的境地，正如我们所见到的，他的内心充满了郁积的怨恨。事实上，每个熟悉神经症患者行为的人都知道，他们确实会表达出大量的控诉，有时以隐蔽的形式，有时则以公开和最具有侵略性的形式。既然我仍主张神经症患者对批评和指责别人有一种基本的怯懦，那么就有必要简略的讨论一下，这些控诉在那些条件下才会表达出来。

---  第一，它们可能在令人绝望的压力下表达出来，更明确的说，当神经症患者感到不会再有什么可失去时，当他觉得不管自己的行为如何都会遭到拒绝时，这种控诉就会表现出来，例如，如果他努力表现得友善、体贴，但并没有马上得到回报或者遭到了拒绝，那么这种情形就会出现。他的控诉是一次性激烈的爆发完毕，还是会持续一段时间，取决于他的绝望会持续多久。他可能在一次危机中，把一直对别人的不满全部发泄出来，也可能他的指责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他所说的都是内心想表达的，而且也希望别人能够认真对待他说的话。然而，他在内心深处还是希望他们能够认识到他有多绝望，并因此宽恕、原谅他、即使在没有绝望的情况下，如果这些责备指向的是神经症患者有意识憎恨的人，并且他也不指望从他们身上得到任何好处，那么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形。在另一种情况下，也就是我们马上要讨论的情况，这种真实情感的要素消失了。

---   第二，如果神经症患者觉得自己被人看穿或受到了指责，或者存在这种危险，他也会以或多或少激烈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控诉。与被人反对的危险相比，惹恼他人的危险就不算什么了。他觉得自己正处于危急关头，因此要进行反击，就像一只天性敏感的动物，在遇到危险时会拼命地反击。患者可能会对分析师提出强烈的控诉，特别在他们害怕某些事情被揭露时，或者在他们做了某件预期会遭到反对的事情时。

---  不像在绝望压力下做出的指责，这种攻击是盲目的。它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发泄出来，不管是否存在误伤，因为这完全是为了躲避眼前的危险，使用什么方法无所谓。虽然这些攻击偶尔也会包含一些真实的控诉，但它们大体上都是夸大的、荒诞的、在内心深处，神经症患者并不相信自己的这些控诉之词，也不期望它们被认真对待。如果有人把它们当真，例如，如果别人与他一本正经地争论，或者表现出受伤的迹象，他都会感到十分惊讶。

---  当我们认识到指责的恐惧是神经症性格结构中所固有的，并进一步认识到这种恐惧是如何被处理的，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患者在这方面的行为经常是自相矛盾的。神经症患者经常不能表达合理的批评，即使他内心充满了强烈的不满。例如，每次他丢了什么东西，都会深信不疑是女佣偷得；但当女佣没有按时呈上饭菜时，他却没法提出控诉甚至也不会抗议。他所提出的控诉在某种程度上经常是不真实的，抓不住重点，有一种虚假的色彩，是没有根据或完全荒诞的。作为一个患者，他可能大肆指责分析师毁了他的人生，但他无法真实地反对分析师抽烟嗜好。

---  这些公开表达的指责，通常并不足以发泄患者心中所有郁积的怨恨。为了发泄所有的怨恨，他还必须采取间接的方式，这种方式可以让患者表达他的怨恨，同时又意识不到自己在做什么。有些怨恨是他无意识中表现出来的；有些则是他的移情，从真正想要控诉的人那里转移到相对无关的人身上，例如，当一个女人对丈夫产生怨恨时 ，她可能会责骂她的女佣。或者，这种怨恨会表现为控诉一般的环境或命运。这些方式相当于安全阀，它们本身并不是神经症患者所特有的。神经症患者所特有的间接地、无意识地表达控诉的方式，是以受苦作为媒介的。通过受苦，神经症患者可以让自己呈现为活生生的控诉。例如，一位妻子常常因丈夫很晚回家而生病，这不仅比大吵大闹更有效的表达了她的怨恨，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在自己眼里，她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

---  第三，患者的控诉通过受苦表达出来，因为受苦使控诉显得合情合理。至于受苦如何有效的表达控诉，取决于患者对控诉的抑制。如果恐惧不是太强烈，受苦可能会戏剧性地表达出来，表现为公开的。普遍的责备：“看你让我受了多少苦”。这种方式与前文所讨论的获取爱的方式也有密切联系，表达控诉的受苦同时也可以充当乞求怜悯的方法，获取爱作为对伤害的补偿。在控诉方面受到的抑制越大，这种受苦就越少表露出来。这种情形可能会走向极端，即使神经症患者甚至不会让别人注意到他在受苦。总而言之，我们发现，神经症患者表现受苦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  由于他内心充满了恐惧，神经症患者总是在责备别人和自责之间摇摆不定。结果之一是，他产生了一种永恒的和绝望的不确定感，不知道对自己的批评是否正确，不知道自己是否受到了冤枉。他根据经验知道或明白，他对别人的指责往往并没有现实根据，而是因为他自己的非理性反应。这种认识使他更难发现自己是否真的受了冤枉，从而使他无法在必要时采取坚定地立场。

---  旁观者很容易把这些外在表现解释为特别强烈的罪疚感的表达。这并不意味着观察者也是神经症患者，但它确实暗示他与神经症患者的思维及情感都受到了文化的影响。要想了解文化究竟如何影响我们对待罪疚感的态度，就不得不考察各种历史、文化和哲学的问题，而这将远远超出本书的范围。不过，即使完全忽略这些问题，我们也至少有必要提及（删减半句）。

---  关于罪疚感的讨论，可以简略的总结如下：当神经症患者责备自己或表现出某种罪疚感时，我首先不该问“什么使他产生了罪疚感”，而应该问：“这种自责的态度可能有什么功能和作用”。通过观察，我们发现自责的主要功能是：表现了患者对被人反对的恐惧，这种恐惧的防御，以及避免自己指责他人。

---  弗洛伊德和大多数追随他的分析师，都倾向于把罪疚感视为基本的动机，这反映了他们那个时代的思想潮流。弗洛伊德认为罪疚感产生于恐惧，因为他假定恐惧促成了“超我”的诞生，然后“超我”又会导致罪疚感；但他倾向于认为，良心的要求与罪疚感一旦确立就会作为根本的动因发挥作用。而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即使我们学会了用罪疚感来对应良心的压力，并接受某种道德标准，但隐藏在罪疚感背后的动机仍然是对事件后果的恐惧，尽管这种动机表现得很微妙、不明显。如果我们承认罪疚感本身并不是根本的动机，那么就有必要修正某些精神分析理论了，这些理论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即罪疚感是产生神经症的最主要因素，特别是那些具有弥散性的罪疚感，弗洛伊德曾称之为无意识罪疚感。在此，我只提及其中三个最重要的理论：第一；与“消极治疗反应”（  negative therapeutic reaction ）有关，该理论主张，在治疗中，患者由于无意识的罪疚感而宁愿继续生病；第二，认为“超我”是一个内部结构，它对自我实行惩罚；第三，所谓的道德受虐（ moral masochism ），它把个人的自我折磨解释为对于惩罚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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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小记：

---  眼睛都花了，在文章中间部分，有段时间恍惚了，很明显的症状是，眼睛盯着书，手下打着字，脑中出现的却不是书上的文字，而是其他的一些什么。这是很明显的走神儿了；但自己却意识不到是走神儿，手下打错的字符还在和眼睛辩证着对错，最后才发现是脑子卡壳儿了！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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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金乌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