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起于西方的小邦周在经过历代首领尤其是古公亶父以至季历、文王的开拓之后，已由最初的蕞尔小国变为能够与殷商分庭抗礼的大国。文王去世后，武王继志。武王以牧野一战灭商，定都镐京，建立了赫赫的周王朝。
建国不久，武王去世，尚在襁褓之中的成王继位，于是周公旦居摄国政，辅佐成王。周公摄政七年，东征顽殷，营建成周，分封诸侯，制礼作乐，使成康之际出现了“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的安定局面。武王以至成康之际的周王朝，国势蒸蒸，典章制度、礼乐刑政都日臻完善，中国进入了奴隶制的鼎盛时期。
发生在公元前11世纪末叶的殷周鼎革是先秦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春秋时人认为“纣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损，周是以兴”。即商周交替的原因在于商纣王的暴虐和文王的韬光养晦。事实上，商纣之季的商王朝已成四面楚歌之势：北面是雄踞山西高地的周人，南面江汉流域也成了周人的疆土，东边则是刚刚平定的东夷；而商王朝中因奸臣当道，贤人尽去，其统治岌岌可危。故武王灭商是水到渠成，商周交替也是商周之际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相传周文王长寿而多子。长子伯邑考在文王生前已经亡故，故文王去世后由次子姬发继位，是为武王。武王继位之时，商王朝内部矛盾日益尖锐，残暴的纣王不仅设炮烙之刑，还重用费中、恶来等谄毁善谀的佞臣。对于当时殷商末年的形势，纣王之兄箕子曾断言：纣王任用奸宄小人必将殷商社稷推向无涯的深渊。
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小邦周”与“大邦殷”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还是很悬殊的，所以继位之后的武王并没有直接进兵而是继续文王的政策。据说武王继位之后连年号都未改，仍沿用文王受命后的年号。可见武王继志之后是继行文王之道，等待灭商时机的完全成熟。
武王一方面重用文王时期的旧臣以及召公、毕公、毛叔郑等一批贤臣大修内政；另一方面在离丰邑东边不远的丰水东岸营建了镐京，为进一步东进灭商做准备。镐京在今西安市西南，丰、镐在后来周公营建东都成周之后与之相对称为宗周。
盟津也作孟津，位于黄河北岸，在今河南孟津西南十多里处，因附近曾有一个城邑叫“盟”而得名。《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继续文王克殷的天命，先祭祀天神，然后载着文王的牌位率师东进，与各路诸侯会师于盟津。据说不期而会的诸侯有八百之众，他们都认为可以讨伐商纣王了，但是武王认为时机并未完全成熟，于是暂时退兵西守。盟津观兵是一次对商朝武力的刺探和实战的预演，既达到了与诸侯结盟期会的目的，又熟悉了北上伐纣的地形和路线，为伐纣预先做好了准备。
与此同时，商纣王的统治更加岌岌可危。殷商贵族中的有识之士为了挽狂澜于既倒，纷纷向纣王谏言，但是残暴的纣王不但没有觉醒，反而将谏言的王叔比干杀掉，把箕子囚禁起来。于是微子和太师、少师等人纷纷向周逃亡。这时，商王朝的统治核心已经分崩离析，商纣王在众叛亲离之后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武王灭商的时机已完全成熟。
武王伐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它是商衰周兴的转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