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母亲走后的第27天,我时常想起母亲躺在灵柩里的样子,整齐的寿衣以及安详的脸庞。
夏天清晨的乡下,早上6点就开始有鸟儿的啾啾喳喳的叫声。
打开窗户,刚好能看见爷爷生前种的李子树,上面已经嫁接了半树奈李枝,因此一树上能生出两种果子,现在正是快熟的时候。此时,太阳还未升起,夹杂着泥土芬芳的空气,带着清凉,是可以磨灭你的起床气让你神清气爽的。
奶奶在楼下厨房忙碌着给三个外孙准备早饭,吃完他们需要走一个来小时才能到达村上的小学,他们读的年级不同,一个5年级大姐姐,一个2年级小姐姐,一个幼儿园的弟弟,但都有着有点儿脏的并且重重的书包。
今天已经不需要给母亲放鞭炮、点高香、烧纸钱祭饭了,也不需要傍晚的时候去烧去的纸屋旁点油灯了,因为头七(我们这称逝者出葬后的头七日为头七)已经过了。现在只需安安静静地盛上一勺饭,放在那,然后过阵子,再给爷爷盛一碗,最后,再倒进饭锅,我们自己再吃。
这是自我在外地求学工作多年以来,似乎是第一次在这养育我的乡村里,度过这么长一段时间的初夏。再往前推,已经是停留在村上读初中那会,母亲还很年轻,在家带着我和读小学的弟弟,那时放学回来,刚好午后,收拾得很干净的宽敞厨房,窗户外透过几丛绿竹洒进来的阳光,慵懒而清凉地洒在有粉红色的小格瓷砖的地面和灶台上,偶尔随着微风摇曳几下。那时,碗柜里偶尔有特意给我留着的一两瓣西瓜,还有那时妈妈给我们买的“聪尔壮”小包装的奶粉。那是2005年的样子,我们刚好盖上了在村里还算时髦的新房子。
母亲是因病去世的,享年仅四十七岁。从县医院回来后的第二天下午,母亲就走了。
母亲在医院苦苦挣扎的最后的日子,一幕一幕还在眼前。
16年10月,母亲在饮料工厂上班,突然吐血,听父亲说吐了大概有一俩饭碗。然而,母亲一生质朴勤俭,舍不得花钱,父亲也并算不上是个很能疼母亲的人,很多事情上他们观念不合,因此,爸爸催促了一两个电话,让母亲别加班了,早些回家,去医院,母亲不听,觉得扛得过去,父亲拗不过,最后才打电话给我,当天已经快晚上零点了,母亲有夜班,我很心急的打电话给母亲,告诉她不能再加班了,现在就让爸爸去接她,我明早就回去带她去医院。
母亲一向听我的,很听话地回家了。第二天,我们去了医院,诊断出肺部支气管的问题(具体什么名称我已不记得),当时被下了病危通知书,如果不能控制吐血的症状,随时有生命危险,需要输血。然而,却诊断出母亲为O型Rh阴性血,也就是所谓的熊猫血。我们尽管惊慌,最后还是通过各种途径找到了血源。母亲住了一个星期的院,恢复得很好,也并没有遇上需要输血的危险时刻。
然而,如果这就是故事,或许上帝嫌太平淡。
出院那天,母亲说刚好要复查,顺便把头部也照一下吧,最近老是头疼。
其实,母亲一直有头痛的毛病,十多年了,每每都是自己调点盐水,在眉间刮下痧,然后休息下,就算过了。这种活,我小时候经常做,小小的手,学着大人的模样,用中指和食指并在一起,蘸点盐水,去一顿一顿地捏夹母亲眉毛间那块区域,慢慢的,那块皮肤会变红,这也就说明体内有痧,刮出来就好了。那时候,不曾知道母亲只是舍不得钱去看医生,也未曾能体会病痛是种什么感觉,只是单纯地认为,母亲是依靠,永远不会倒,这样的小活,甚至还有点好玩。
CT结果出来,医生把父亲、我、弟弟叫到了办公室,告诉我们,你母亲头部显示有一块比较大的阴影,不容乐观,建议你们尽快去上级医院确诊。我们当时并没有告诉母亲,假装一身轻地,高高兴兴带妈妈回家,毕竟,刚从一场病痛走出来,还是应该享受下全身无病痛的轻松。
当时,正值国庆假期。出院后,度过国庆小七天,带母亲去了当地一家小有名气的三甲医院。当时略瘦的母亲,加上晕车,在医院等医生就诊期间,已经显得稍有疲惫,原本就大大的眼睛,此刻已经显得整脸只见眼睛。
那时,正值我读研二,第一次觉得母亲老了,即使那时母亲还只有四十几岁。接诊的是位已有白发的老医生,做了核磁共振,考虑神经内科方面的脑膜炎方面的问题(具体疾病名称,我还是不太记得了,或许,大脑有种功能,不好的记忆,它会帮你优先作清除处理)。拿了些药回去吃,本来指望可以稍有见效,然而却让母亲更加头痛欲裂,于是吃了几日,便作罢,然而,药停了,母亲的头痛并没有停止。
于是,父亲又带母亲去了当地另一家二级医院,住了几天,症状根本控制不住。这才急诊转了另外一家三甲医院,细节很多,不过一切细节都不如一纸疾病诊断书来得让人印象深刻——“脑胶质瘤2级”。对此方面稍有了解的人们,大概都知道,脑胶质瘤意味着什么,“高复发率”,“预后极差”,“人财两空”等等词汇,恶魔般地弹出在脑海里......
第一反应,我们庆幸,是2级,不是4级。母亲术前(说是手术,其实是活检基础上,最大程度地取掉病灶部位)一直犹豫,是否手术。那时的母亲,还有一头秀丽的黑发,同病室的老乡病友,患脑动脉瘤,也是一位乐观胆大的中年母亲,闲聊间,得知孩子还在读初中和小学。她给了母亲不少信心和勇气,告诉母亲手术不过就是一觉睡过来就好了.......可是,她却从没料及,像她这种完全可以手术治愈的病,也因为一点点的操作失误或是术后调整没做好,让她面瘫了很久,一侧也运动障碍了很久,至少有好几个月吧.......。
而我的母亲,术后ICU一天后,转出来一天不到,便出现昏迷,又转进了ICU好几天。我记得当时那位年轻帅气的医生,在我母亲出现昏迷时他的紧张,事后告诉我,他当时也被吓得不轻,不过还好,抢救及时,脱离了生命危险。
ICU那几天,每天只能定点探视30分钟,听里面的护工说,妈妈稍有精神一点,就会在里面唱歌,她们逗她说,你唱歌可好听呢,怎么哪首歌你都会唱。其实,当时,母亲并不是完全清醒的状态,我们进去探视的时候,她甚至不知道我是她女儿,不知道她是在哪,但她每天都念叨她有个很乖巧的女儿,很帅气的儿子。时不时地问,“我女儿呢,我妈妈呢,我儿子呢”。进去探视地时候,我们会尽量给母亲喂点东西,母亲一直操心我的感情问题,在那种情况下,她却还是时不时地说出“小周呢?是小周吧”。我跟小周在一起之前,母亲没少在我面前说他好话,她格外挂记着他,尽管那时,我们感情并不是很稳定。
在医院调理1个月后,我们在16年12月份出院了,回去后,带着手术的后遗症,我们度过了一年没进医院的时光,除了期间两次复查。
期间,弟弟念完中专就全职在家陪母亲了,父亲一如既往地工作,这期间,我完成了研究生论文,找了份还算可以的工作。一逢放假有时间,便回家陪母亲。
母亲一生,都在忙忙碌碌,拼命挣钱,出院后因为视力受到比较严重的影响,便只能在家。期间,母亲性情一步一步变化,从刚开始的爱笑、爱说、爱走到后来的极其烦躁、嗜睡、不愿动。
18年的12月份,母亲已经开始出现喷射性呕吐,我们都也明白,事态已经严重了。便让父亲与弟弟先带母亲回老家了,本打算直接回去就去我们家乡某全国闻名的一家三甲医院,然而,由于快过年了,便耽搁了,像过完年再去。这时的母亲,已经不能好好吃饭,经常是喂在嘴里的食物,已经不愿咀嚼,不愿吞咽了。走路都需要我们扶着,眼神已经看不出什么情绪。
家里的亲戚也都一波一波地来家里看望母亲,他们都会给个几百块钱给母亲,这时的母亲,已经不会说话了,亲戚给钱她了,她就紧紧握着,坐在那,任凭你们围绕着她说些她似乎听不懂的话,然后望望你们。很难得的一次,大舅他们来看望母亲,不知是说了句什么,母亲望着大舅微微笑了笑,大舅说:你看着我想笑,而我看着你,我却想哭......母亲依旧又笑了会。
那时的母亲,已经跟二三岁的孩子差不多了,白天搬个竹编躺椅出去,放在阳光下,再摊床被子,母亲可以在上面安静地睡很久。那时看着母亲稍有皱纹的眼睛上,长长的睫毛,睡着的样子,安静地像极了个孩子。
大年初四晚上8点多,母亲头一次突发大癫痫,昏厥了过去。紧急送往医院后,继而又癫痫了三四次,全身发作的那种,后来症状得到了控制,而却留下了不可逆转的神经性功能损伤。但至少,母亲还能喝下一碗粥,那时。我清晰地记得,年初七晚上,我需要赶去另一个城市上班了,走之前跟母亲说我要出去上班,过几天就回来,你要好好的。几日不曾说过话的母亲,睁着大大的眼睛望着我,含糊地嗯呀了三声,我知道母亲在努力回应我,只是母亲已经说不出话了,语言功能区遭受了病灶增长的影响。
随后,待我再次回去,我们费劲周折将母亲从县医院转往我们省全国闻名的一家三甲医院。我们费劲周折,才能联系上个急诊床位,再叫救护车去接人,而救护车费用一趟就需好几千。最后我们被安排在急诊区的抢救一区,这意味着,我们不能陪伴母亲,只有有事需要与家属沟通时,我们才得以能进去探望一眼。我们经常透过抢救区玻璃门上一点点未被遮住的空袭,往里望,看看母亲怎么样。
经过我们不懈的沟通与坚持,过了几日,终于能转到抢二区,可以允许我们一个家属在里面陪护,早上查房时间的2个小时,我们还是不能留守,抢二区里面全部都是紧急送来抢救的病患,每天每夜都很吵,每个床位能有的空间也很小。坚持了几日,我们挂号看遍了神外的所有医生,询问能否安排住院床位,得到的统一回复均为,床位很紧张,您母亲这个症状目前已经没有手术的必要了,尽早回家吧,放化疗也不见得有效,已经太晚了,她的身体各项机能,很难说能扛得住放化疗,况且,放化疗会引起颅内水肿,进而导致颅内压升高。嗯,那时母亲确实已经每天都需要依靠甘露醇与甘油果糖来降颅压了。
后来,稍微稳定点后,转去了急诊留观区,说是留观区,其实我们还是特例,那里都是术前或术后没有生命危险或正处康复期的病人,而我们不一样。期间,我们还是面临医生的各种催促,回去吧,回去吧...我们不愿放弃,花重金给母亲做了基因检测,试图寻找国内外对其有效的靶向药物,然而,基因检测结果显示,母亲对国内外常规成熟的化疗药物,全部不敏感,我甚至去找寻了各种新药实验,申请名额,也很遗憾,未能满足条件。
期间,父亲、17岁的弟弟、我、我们三个整日整夜轮流守候,同时也拿着厚重的MR片跑遍了那座城市所有的三甲医院。得到的答案不约而同地一致:回去吧,最后都会人财两空的......
母亲在急诊留观区,状态其实是一天比一天不好。后面高烧到42度,整夜退不下,也不愿吃任何东西,那时我们还无畏地坚持着不给母亲插胃管,我们抱着最后一丝挣扎,如果插了胃管,母亲的自我吞咽几乎完全不可能得到恢复,那意味着,一个正常的母亲会离我们越来越远,永不回头.....而我们坚持不插胃管,母亲或许可以慢慢恢复,哪怕这个慢慢的过程不那么快。
其实,我们内心深处,深知拒绝插胃管是件毫无意义的事情,那种情况下,从营养供给的层面来看,插胃管绝对好于不插,而我们只愿执拗地坚持着渺茫至极的一丝希望。就像那种孩子抱着自己的布偶娃娃般,不允许微风拂乱她一丝头发。
因为高烧不退,母亲又转去抢救一区。当晚,母亲血压降到40-60,而心跳维持在130-145/min,急诊科那位年轻的值班医生,没过一会就急匆匆地来看一下母亲的情况,他紧皱的眉宇,让我们的心一次一次揪紧,直到他跟我们说,你们做好心理准备,我怕是熬不过今晚,你们抓紧联系当地医院或者是回家。
嗯,那天晚上母亲熬过去了,第二天上午,我们便转回了当地医院。走的时候,母亲睁大眼睛,显得异常清醒。在县医院,我们终于接受给母亲插查了胃管,那几日,母亲反而比在上级医院恢复得好,高烧被控制住,有了食物供给,母亲面色好了很多,然而我们不能忽视的是,母亲颅内的病灶一直在发展,只是脱水与抗癫痫的药物一直在有效控制着。
如果求医路上,不存在任何部门任何角度的杂念,那故事就不会那么曲折。
不例外,我们天天遭受县医院科主任苦口婆心的“好言劝说”,“在我们这不是长久之计,你们看,每天花费好几千,而我们并没有能力根治,再说了,这病本来就治不好,你们还是转上级医院或者回家吧”
我们说:“我们知道治不好,上级医院就是建议我们回当地医院姑息治疗了,很明确,姑息治疗”
住院大概20多天,科主任每天不厌其烦的劝说,最后大意就是:“你们的病我们这治不好,请你们不要在这里占用床位。”
期间我和弟弟拿着一踏片子又去了市里以及省会城市的好几家医院,终于遇见一位又给了我们些许希望的医生。
因为母亲脑胶质瘤的病灶并非生长于控制其语言与意识功能区,而母亲却出现严重的语言与意识障碍。好些年之前,母亲有过一次煤炭中毒,而MR片显示母亲从术前到术后,一直有一块较大的偏白区域,这位医生说有可能就是这块偏白区域导致的脑意识与语言功能受损,可以试试高压氧看能否修复一部分。
因为那是一家专门的脑科医院,我很欣喜得到不一样的解释,之前所有医院对此的解释均为“这很奇怪,只能说可能是因为颅内压高导致,因为母亲病灶生长的部位只会影响她的视力与运动区,与语言意识功能区不搭界,况且从母亲的MR来看,其手术部位并没有很明显的复发,可是母亲症状确实如此严重,他们都选择让我们接受这病只会人财两空的结局。
我憧憬地从市里联系了救护车回县里,然而在回县里的路上救护车抛锚了,我们半夜12点多才到达这家脑科医院。转入后几日,看母亲情况还算稳定,于是我抽空出了趟差,然而在我走后的几日里,母亲情况开始变得不好,偶尔需要带氧气面罩才能维持正常血氧,反复高烧,原本还有点力气的左侧也开始变得完全瘫痪,甚至打药水后,母亲身体会有些肿,而全身也已经很难找到一处能扎针的地方,有时,打一个留置针需要好几个护士打一上午。
出差3日,我便赶回了医院。期间,接到姨奶奶的电话,说奶奶一个人住在我们家,那天晚上凌晨4点多,奶奶听见高跟鞋哒哒的声音从堂屋走到厨房,奶奶一个人在家,并不敢起床开门,于是坐起来认真听,到厨房后门时就没了声音。
我一直不信鬼神,对风水也是无所谓的态度,认为信其则有,不信则无。然而,直到母亲这样生病,我有千千万万的理由说服自己去信,我不愿放弃任何一点可以回转的机会。老一辈们说,这是将逝之人,回去收脚印了。他们会去生前所有呆过的地方,把自己的脚印收回来。
也说,有人将逝时,家里或亲戚家会有一些奇怪的声响。姨奶奶说,姨爷爷病逝之前,他们的井盖旁就出现抨击抨击撞击的声音;而爷爷走之前,姨奶奶家的孩子甚至看到了爷爷带着草帽的背影,他们说那是爷爷的生魂,不久,爷爷就因为摔了一跤,而走了。
奶奶之前去给母亲去逛了神,说有三个鬼缠着母亲,一个被电死的,一个车祸而亡的,一个摔跤而逝的。根据道士说的破解之法,便是把个草把人儿,穿上母亲的贴身衣物,放在十字路口烧了。
能说什么呢....以前再不信,我们现在都通通试了个遍。
有没有效果不好说,总之,在听闻了奶奶听到脚步声的消息后,我们不久就打算将母亲转回县医院了。然而,当我们再联系原来神外科的主任和主治医生时,我们打了差不多十多通电话,好几段微信,都未见回复。好不容易换个手机号,科主任接了,然而还是一向的说辞,转我们这没用的,我们没有办法的,况且我们床位很紧张的。父亲说:麻烦您帮帮忙,我们知道没希望,现在只能回去姑息治疗了,我们也....."没等父亲说完,电话里就传来”嘀....嘀"的声音,嗯,对方挂断了。后来,就再也没有被接通过。
无奈,我们只能找了熟人转回去当地镇卫生院,然而镇卫生院的医疗条件相当有限,没有中心供氧,没有吸痰装置,甚至没有心电监护仪。呆了一晚,我们只能打120,急诊转回县医院。县医院里,之前入住过的神外科室,其实还有很多床位,只是简单地不愿接收我们。后来接诊的120医生帮我们争取到了神经内科康复科的走廊床位,入住好已经晚上11点了。
当晚,母亲似乎异常清醒,已经很久没有像当晚那样,眼睛睁得很开,望了我们很久,还举起左手一直试图摸我和弟弟的脸颊,但因为母亲视力早就受到了很严重的影响,有一大片视觉盲区,因此,每次摸我们时,总是会摸到脸颊旁边,并没有摸到脸上。
弟弟很自然地伸手把母亲的手拿到自己脸上,对母亲说着:“妈妈,醒了呀,想摸我的头吗?”母亲很精神地睁着大大地眼睛望着弟弟,这个17岁的稚嫩少年满是温柔,而母亲那双有着长睫毛地扑闪扑闪地大眼睛好看极了。
第二天,我们有幸转进了病房,有一张比较长的柜台供我们放东西。我们东西很多,毕竟一家人连续三个月都在各个医院辗转。
这次庆幸,遇见了当时愿意收留我们的科主任。后面的这段时间,母亲能睁开眼的次数越来越少,喷射性呕吐频繁发生,全身开始肿,双腿像灌了铅一样重,钠、钾等微量元素含量频繁不正常,高烧不断,有时烧到四十一二度,我们每隔十多分钟给母亲插一次身子,冰敷、退烧药、退烧贴全用上也无济于事、医生解释说,母亲的体温调节中枢已经开始急速衰退,我无法想象当时的母亲在承受着多大的痛苦。
回忆到这里,我感觉每一点记起,都很沉重。父亲贴近母亲的脸庞,深情而又十分心疼地看着母亲,轻轻呼唤母亲的名字;我忍不住会老是蹭蹭母亲滑滑的脸蛋,看那长长地睫毛下微闭的双眼,告诉母亲:“妈妈,我们快好了,马上可以回家了。”
母亲百分之八十都处于昏迷状态,在经历几次夜晚喷射行呕吐,瞳孔放大、一大一小的症状后,基本上已达脑疝。到后面,护士打针也已经很艰难,PICC置管也极具风险,或者说已经没有多大意义再去置管。科主任不止一次地让我们考虑住进ICU,毕竟ICU里抢救措施齐全、说你们家人也不必这么累。
我们坚持不进ICU,母亲承受的痛苦已经够多,我们只想,在母亲最后的时光里,她放不下的我们,都在她身边。然后,我们与医生签了协议,如果紧急情况出现,不施与任何抢救,尽量减少痛苦。
后面,能不用的药水我们都不用了,母亲全身已经全部都肿了,身体已经不受药,双腿肿到发亮、脸上也是、手部也是,而手臂却瘦到很小,双手双脚双腿到处都有打针抽血留下的块块淤青。
到了后面,我们三经常会发生争吵。父亲不忍心看着母亲如此受罪,想尽快回家,而年幼的弟弟坚持能住医院就住医院,毕竟靠药水吊着,我们能多见几日,而我,相当挣扎,他们两的想法我都能理解,可是我很难做出一个决定。
就这样,熬了20多天,直到有一日,给母亲喂的东西,在吸痰的时候,全部从鼻孔里吸出来了,一升多的黑色液体;立即抽血检查,结果说母亲胃内容物有霉菌,说明胃部已经不消化,而当时,也已经不拉大便。而第二天,另一位主管护师来给母亲吸痰的时候,发现胃管卷曲在喉咙处,或许是这样,东西一直没被喂进胃内,才导致母亲那两日,血氧一直上不来,而一吸痰,就吸出大量黑色液体,甚至有时候,我们给母亲拍背,黑色液体就能从鼻孔里流出很多。看着母亲历经着此般痛楚,内心那种难过和心疼,就像母亲是我的孩子,婴儿一般大小,她不会说,任由你们处理,而又很乖,那么大的痛楚她不哭不喊,默默忍受。
那时,母亲的一只手,还能微微地动一下,我们每次抓她手,母亲都费劲全力抓紧我们。医生说母亲那是条件反射,母亲一直是昏迷状态,而我们不相信,一直觉得母亲她有时是很清楚的。
那两日,母亲的情况急速恶化,不排便,稍微喂点东西,都能被吸出来,成为大量黑色液体,心率开始从130-150下降到110-120,而血压只能天天靠药物泵入,来勉强维持临界血压。医生一次一次叫我们去谈话,认为这种情况一旦脱离升血压的药物持续泵入,熬不过两三天。
那位光头的医生告诉我们:上海华山医院作的权威调查,脑胶质瘤病人的平均生存期为18个月。我母亲之所以能扛这么久,完全是因为年轻,身体各项机能很不错,尤其肾脏与心脏。心脏一直在奋力向全身输血以维持正常血压,所以它才会一直跳那么快,而从当时那两天的情况可以看出,心脏已经累了,在血压升不上的情况下,心脏却越跳越慢了......
于是,第二天,我们就办出院手续了。一早,我和父亲便去医院门口租医用制氧机,雾化机、去买甘露醇和甘油果糖以及雾化用药品、棉签等等,可怜巴巴地请求护士们帮我们打两个留置针回家,很感谢那位认真勤恳善良的小护士,在其他人都拒绝我们的时候,她帮了我们。而那早,小雨一直下,母亲却非常平静,似乎知道我们要带她回家了,她乖乖地在等侯着。
救护车很烂,回家的路程,需要颠簸一个多小时。我和弟弟在救护车后箱努力把着母亲,尽量减少母亲摇晃,而我自己也被晃得一路特别想吐。因为出院后,就没有再继续升血压的药物了,我们路上一直在给母亲测血氧、心态和血压。很多次都显示心跳只有40-60,我很慌,弟弟说应该是颠簸影响测量,我想也是,但心里却还是极其担心。
母亲硬是撑过了这一路。回到家后,我们安装好制氧机,开始一刻不离地照看着母亲,借来了心电监护仪,血氧一低就翻身拍背、给母亲做雾化、用注射器当压力机,给母亲吸痰。那天下午4点多到家,然后,那天晚上,母亲血氧老是维持不了多久,就又低下去了,而心跳一直只有40-70,我们还侥幸地以为或许是机器的原因吧,而血压,我网上买来的电子血压仪基本上测量不出血压值,偶尔测出来了也只有40/70的样子。
那一晚,我们三几乎没睡觉。第二天上午,外婆赶来了。母亲的呼吸变得越来越难,呼吸一次,全身都跟着起伏,呼吸速率越来越慢,每一口呼吸都变得沉重。而我们压根也不敢多给母亲喂东西,一来,已经不消化,二来,怕喂进去就反流,堵塞气管,影响呼吸。在回家后,因为路途中氧气的供给不足以及没有任何营养针的注入,母亲原本肿得充盈的脸,一下子就枯萎了般,眼皮开始缺水,现出很多皱纹,眼袋慢慢变黑.....
而母亲的手脚也开始变得暖和不起来,因为血压升不上来。而呕吐症状还一直有,即使没进食东西。瞳孔也一步步变大,对光反应越来越微弱。下午两点多,让父亲赶紧赶往镇卫生院买升血压的药,外婆,弟弟,我一直守护者母亲。
下午三点多,母亲的呼吸开始一顿一顿,每次呼吸,胸脯跟着起伏很大,弟弟上楼去了趟洗手间,我坐靠着床上,与外婆聊着母亲小时候所受的苦难,我拦着母亲的额头,拿着氧气面罩,保证尽量最大容量给母亲给氧,隔一小会就测量母亲的血氧。
只是当时的我们不知道,母亲已经在坚持着最后一口气了,那么艰难的呼吸,而我们还不知晓,母亲马上就要离开我们了。母亲坚持着等到弟弟下楼,给母亲喂了一管营养素,看了下母亲的瞳孔,已经很大了,只是呼吸还在艰难地维持着。我们焦急地打电话问父亲到哪了,父亲说已经快了,还过几分钟就到家了。
这几分钟漫长极了,母亲血氧又低了,我们试图给母亲拍下背,拍了几下让母亲平躺之后,母亲又开始吐黑色液体,鼻孔里也在流。赶紧拨电话给父亲,弟弟发疯一样地向着电话吼道,怎么还没回来!!啊!
而母亲,在最后一口吐出来之际,睁开了眼睛,流出一滴很长的泪,划过鼻间,往下流........随即,便闭上了眼睛,停止了奋力的呼吸....
父亲这才赶到,冲进房间,提着一袋子药。
眼泪扑簌簌地直往下掉,大声喊着妈妈,你快醒来啊....“快按压!”“人工呼吸!” 我们揪着最后一丝光芒,父亲给母亲人工呼吸,我和满婶使劲按压母亲的胸腔....多么希望母亲能再次呼吸,睁开眼看看我们。可是,母亲只是安静地躺在那,任凭我们怎么嘶喊,怎么摇晃.....
“算了吧....别动了,别让妈妈再痛苦了了.....""赶快去买寿衣“”去通知亲戚们“.......
一阵真空般混乱后,眼泪虽然还一直在流,我使劲擦干眼泪,让视线清楚些,无声地给母亲擦拭身体,拔尿管,拔留置针,拔胃管,梳头发......
母亲真的走了,快到措手不及,然后身体一丝丝变冷,寿衣一件件套上,然后安静地躺在地上的席子上,直至脸被毛巾盖上....
三天三夜的送行,烧了三斤三两纸钱装进钱袋里,套在母亲的手腕上,给母亲去那边世界的路费,枕头边点上一盏油灯,照亮母亲前行的路...
出丧(把灵柩抬出家里,放在路边,第二天早上出殡上山)那晚,我忍不住回头看,父亲第二天说,昨晚母亲很早就回来做早饭了。那会凌晨,父亲听见厨房里舀米倒进饭锅的声音,以及切菜的砧板声,而等父亲去看的时候,声音一下就没了。
那几日,一直有只小鸟在堂屋横梁下的电线上,没有窝,而却一直在,任凭击锣打鼓放鞭炮,也没有吓走它。想起母亲生前说,她下辈子就想变成一直小小鸟,在天空中自由自在地翱翔...
时过20多日,再次去山里给母亲定基和谢地,看着扶起的坟头,坟上一塌塌的花圈,不知母亲在地下灵柩里的样子,是否还是当初容颜、是否睡得安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