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来看一个例子：在“9·11事件”中，纽约世贸大楼倒塌，请问受害者是谁？首当其冲的当然是事件中的死难者，他们再没有机会挽回损失了，这是确定的悲剧。那然后呢，排名第二的受害者是谁呢，是世贸大楼的房东吗？
事实上并不是。
世贸大楼的房东，也就是财产的拥有者，肯定是买了保险的。楼倒了，保险公司会赔给他们。那保险公司会不会受损失呢？也不会，因为保险公司会买再保险公司的保险。而再保险公司，会把这个风险变成各种各样的投资产品，转嫁到全社会去。风险就像池塘里的涟漪一样，一圈一圈地扩散出去了，所以，是全社会为这两栋倒塌的世贸大厦的损失买了单。（终于知道买的理财产品会亏的这么快了(╥╯^╰╥)）
不要小看这个过程，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伟大发明。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结果不仅是财富大爆炸，它还产生了一个效应，就是人们的风险被分摊了出去。这是现代社会给人类的一个馈赠。
这个效应，主要体现为保险行业的发达。我们现在在淘宝上买东西，有运费险；买手机，有碎屏险；成为上市公司的董事，还有董事责任险。
不仅仅是保险业，各种各样的市场都有这个功能。比如航空公司为了转嫁油价波动的风险，可以购买原油期货，套期保值。外贸公司可以进行远期外汇买卖，转嫁汇率波动的风险。就算你创业，也不必真的拿身家性命去跟市场对赌，有风险投资给你钱，降低你的创业风险。
但是，这是不是好事呢？
当然不是，真实的过程是：小的风险，被不断地分摊；大的风险，在不断地集聚。
比如说，2007年的次贷危机，在全球造成了那么大的破坏。很多人说，这是因为华尔街银行家的贪婪；也有人说，这是因为美国政府错误的住房政策。不管哪一个原因，它都不是因为有人在故意搞破坏。甚至可以说，所有人的初衷都是良好的，过程中那些人都是自鸣得意的。穷人没钱，还想买房，那只好贷款。银行觉得风险大，怎么办？把风险分摊出去：政府出面担保，然后再由商业银行，把这些风险打包成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卖到全球。这些产品又变成各种衍生金融产品，变到最后，这个产品的样子连亲妈都不认得了。整个过程，金融业都在承担分摊风险的使命。
金融的本质就是在买卖风险，那客观结果就是分摊风险，但到最后，却是整体雪崩。机关算尽地躲避风险，结果把风险变成了一定、确定、肯定，而且大到无法收拾的程度。不仅是金融危机，这件事，其实是整个现代社会风险模式的一个样本。在局部、在看得见的地方，我们拼命降低风险，结果是在整体、在看不见的地方积累风险。
比如，19世纪的欧洲人，通过工业革命，财富极大增长。从拿破仑战争之后，他们享用了大概一个世纪的和平。同时，医疗改善，营养改善，人口死亡率一点点地降了下来。但是他们万万没想到，给他们带来这些好处的现代国家制度，竟然在1914年到1945年，把他们抛入了两次世界大战，损失了几千万人口，把整个欧洲变成了人间地狱。
这个机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观察得到。
比如，我们习惯了用电，习惯了空调冰箱，但是我们越来越不能承受停水停电的风险。我们习惯了城市交通的便捷，但是我们越来越不能承受城市交通瘫痪的风险。我们习惯了用手机，和世界的联系变得非常紧密，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对于Wi-Fi、4G网络的依赖也大大加强，很多风险靠手机可以规避，但是我们越来越承受不了没有Wi-Fi，手机没电的风险。你看，我们总是解决了看得见的问题，但是问题在看不见的地方集聚，一旦出现就是大问题。
所以社会学上有一个词叫“风险社会”，这是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提出来的。他说，风险增大，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总特征。这个判断好像不符合我们的直觉——战争、瘟疫、饥荒这三大顽症，我们人类已经基本解决了。怎么风险反而越来越大呢？
“风险社会”的概念到底在说什么？贝克的意思有几层：
第一，局部的风险确实在下降，但是全球的，人类整体的风险在积累。比如，我们现在依赖得越来越严重的互联网，有一天会不会发生崩溃？这件事发生的概率非常低，但是一旦发生，那就不是你手机上不了网的问题了。这对全球的交通、金融、信息安全，甚至是地缘政治，都会引发前所未有的灾难，后果不堪设想。
第二，现在风险的严重程度，超出了人类的事后处理能力。像前些年日本福岛核电站的事故，差点让日本的经济发达地带毁于一旦。
第三，因为现在风险发生的时间、空间和方式，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人类对于风险的预警能力下降了。
风险计算无法操作，这是一个更可怕的问题。我们经常讲“黑天鹅”事件，就是指这种完全无法预料的事情。你想防范，都没有可能。社会学家贝克还提出了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概念，叫“有组织地不负责任”,为什么出现这个现象？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在传统社会，虽然风险高，但是因为都是眼前的祸福，找得到防范的方法，也分得清相关的责任。比如火灾，可以建立消防设施，纵火犯要判刑。
但是，现代社会通过市场、通过金融、通过大规模的陌生人协作，把风险从眼前分摊出去，再在看不见的地方集聚起来。这个过程，每一个具体环节都是好事，每一个具体的人都充满善意和创造性。但是总体的结果是，不仅累积的风险巨大，而且你再也找不到一个具体的人、具体的环节要对它负责。所以，不仅风险大，治理起来也特别困难。
举个例子，有历史学家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所以在欧洲打得那么惨，实际上跟美国人是有关的。本来，如果没有现代金融，欧洲国家很快就打仗打得民穷财尽了，就不打了。但是有了金融业之后，一只看不见的手，把远隔大西洋的财富输送到欧洲来了。
比如说一个美国女工，每个月挣了工资，除了自己的日常用度，往银行存上个20美元。银行会把这个钱不断地向上输送，聚集了大量的人的20美元，成了一笔巨款。那巨款就变成了资本，资本总得有个出处，要挣钱。正好欧洲国家在打仗，迫切需要钱，可以发行那种利率很高的战争国债，于是美国的钱就这样投放到了欧洲战场。
那个美国女工，怎么会想到她的钱最后是这样派上了用场，她又怎么能想得到，这种用场，其实有可能让她血本无归呢？
所以，关键不是风险的大小，而是风险出现的方式，出人意料。这是一个“黑天鹅”不断起飞的时代，这是现代社会的总体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