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几日一则杭州阿姨抱团养老的新闻——几个生活还有自理能力的老太太组成了互助团队，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和互相照料，还努力经营着和小区经理的关系，小区经理时而带几个老太太去远一点的地方玩，就像幼儿园阿姨带小朋友出去春游一样。这忽然触发了我一个有意思的想法，那就是：养老和育儿，其实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我们看到的很多育儿和养老的逻辑和遇到的问题，其实就像是同一个硬币的正面和反面。
为什么有此想法呢？身为父母都熟悉的孩子的成长是怎样开始的——从脆弱的小婴儿，吃喝拉撒都要无微不至地照料，连睡整觉都要学，从自己学习微小的行动能力到几个月里程碑式的大动作，他们慢慢开始一项一项地习得基本的生活和生存技能。大概三四岁的时候，他们已经获得了包括行动，睡眠，饮食等各种独立能力了，父母也渐渐从屎尿屁和吃饭睡觉的照料中解放出来，开始越来越关心孩子的成长需求了：孩子的习惯养成，性格发展，爱好和教育，决定了他或她将来会成为一个拥有什么样的独立意识和怎样生活的人。
同样，我们可以把老年的阶段，看做这个过程的一个镜像——每一个人在迎来自己衰老的过程前，都已经作为一个有自己独立意识和生活方式的人度过了几十年，而衰老的迹象，总是从细微的方面悄悄潜入——或许是头发白了，眼睛花了，耳朵不太好使了，或许思维也不那么敏捷了。可是，60多岁并不能算多大的年纪，有人还很有精力，有人还在履行着社会职责，更重要得是，在拥有自己的财力和独立生活能力，可以过自己想过的日子时，他们是不服老的。虽然身体状况不错的老人也不少，但很多老人还是早晚会面临这样的挑战，那就是随着年龄的进一步增大和身体状况出现问题，他们生活上对他人的依赖渐渐增强，行动可能会不便，如果有严重的疾病，甚至基本的生理需求也需依赖他人才能得以满足。
如果将人的生命线做成一个时间轴，大概就会是下面的样子。在步入成年之前，我们会经历出生阶段和一个或许有点漫长的成长阶段。而从成年阶段步入老年时，很可能，我们也会经历与幼时顺序相反的两个阶段——先是缓慢的衰老适应期，而后则是时长未知地需要协助的老年生活。
2.
作为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明白了这枚硬币的两面性，对遇到的一些问题，或许会多一些不同的理解角度。
在一个生命的伊始阶段，有资格享有最多的照顾和宽容。人的生理特性决定了人类的婴儿在初始好几年的时间都无法做到真正独立的生存，需要父母时时处处带在身边，悉心照料。在对待自己后代哺育的问题上，绝大多数父母都是不遗余力的。不仅是不遗余力，我们还像海绵一样接收和实践各种科学养育的信息，就连最基本的生理方面（怎么睡觉？如何吃饭？各项生理指标）都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努力。同样的热情和动力，如果放在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身上，或许很多人都做不到。
但很难忽视的一点是，和各种需求还在渐渐发展阶段的婴儿相比，老人所经历的恰恰是一个削减自己需求的阶段——从退休带来的社会价值的削减开始，他们承受的往往是一个渐渐失去自己的生活完整意义的过程。也难怪很多老人在年老后，把自己的生活重心迁移到自己的儿女甚至是孙儿孙女身上，在后代的身上补充自己生活的意义所在。对一个正在成长期的少年来说，他们的独立意识在渐渐萌发并且很大可能受到了尊重，而我们却矛盾地希望在老年人身上，这些已经生根发芽的自我意识会消融得快一些，再快一些。
没有多少人真能心中不起波澜地接受变老，或许真要到了“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的那一刻，身体机能渐渐老化，肌肉和皮肤里的胶质渐渐减少，行动日渐缓慢，精神不济会在炉火旁打盹，才承认自己不复年轻时。这不止是一个身体逐次衰减的过程，还是对一个仍然对自己的精神具有控制力的人的某种残酷物语——你已经渐渐不完全属于你自己了。
这个打击，虽然缓慢，其实却是巨大的。恰恰因为经历过自己掌控自己的生活甚至承担照顾老小责任的成年阶段，这是他们对自己的定义，而这个定义却在悄悄发生改变。从照顾子女变成需要被照顾的人，从做子女的养育者和后盾变成反而需要子女筹划和照料，那些自己成年阶段习惯和认可的生活方式，还可以得以保全吗？
或许这是为什么这么多年之后，“养老院”这个选项仍然不是那么受欢迎的原因。无论从中国的传统观念还是养老行业的现状而言，进了养老院，或许同时意味着和自己能够完全掌控的生活方式彻底告别。作为子女，硬件条件和日常安排往往是去探访一个养老院首先关注的内容，但却不存在一个指标，来评价养老院在帮助人们生活方面的成功程度。我们只看我们看得到的东西——优秀的养老院会有精确和科学的健康和安全评价体系，护理人员素质或许很高，日常活动也安排得合理和丰富多彩，但还有看不到的部分。养老院会关注老人是不是吃药了，是不是摔倒了，感冒是不是好了，但它无法接管老人的心理状态，把快乐也纳入指标。
3.
美国医生阿图·葛文德在他的著作《最好的告别》中，记录了自己的父亲——一个成就卓著的医生怎样经历衰老和疾病的过程。在阿图的眼中，他的父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是试图紧紧抓住他正在丢失的坚持了一生的身份，而是设法重新定义它——仍然努力把决定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但同时也在整个漫长的过程中，主动随时调整自己的底线。所谓自主性，并不意味着无时无刻都能够完全独立控制自己的能力，而是在生命开始部分失控的时刻，仍然可以对自己的生命负责，想清楚自己准备怎样应对并把自己的态度清楚地传达给自己的家人。
如果我们回到了一开始的时间线，我们鼓励一个少年有他自己独立的思想和个性，然而是不是一个老人，只要步入了身体上的非独立阶段，也要同时出让自己精神独立的权利？即使老人愿意把做决定的权利出让给子女，子女真的有信心为自己的父母做得，是符合他们心意的决定，而不是“让自己心里舒服的决定”？
在现代医疗的浸淫下，或许我们已经习惯依赖的医生形象，是用各种导管，起搏器，点滴不断把危重病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拯救者。在很多时候，我们在自己对亲人的不舍和不愿他或她在世间弥留受罪之间煎熬，彷徨无措，却需要不断替他们做生死攸关的决定。与此同时，却无法替他们承受任何一点身体的痛苦。或许，像阿图的父亲一样，在他们还能够清楚表达自己意愿的时候，其实可以好好聊聊。
作为一个医学院的逃兵，我仍然记得曾经从自己口中说出的誓言“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可是，希望现代医学给我们的，比单纯保证健康和生存要再稍稍做一些延伸，让医学成为我们希望掌控自己命运时，能够依赖的一种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