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2.3 孔子说：“以政令来管理，以刑法来约束，百姓虽不敢犯罪，但不以犯罪为耻；以道德来引导，以礼法来约束，百姓不仅遵纪守法，而且引以为荣。”

“道”，可以理解为“宣导”或“使用这个东西”。“齐”，约束的意思。“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就是当年法家所倡导的东西，不谈礼、也不谈义，谈的是规矩，你符合这个规矩就可以，不合符规矩，就不行。这是现代国家大量在用的东西。

孔子说，以“定政令、树规矩”来管理过家，以“刑法”来约束百姓。因为惧于刑罚的严酷性，老板姓虽然是不敢且避免犯罪的，但是他们不会真的意识到犯罪是怎样一种险恶的行为，更不会发自内心的对自己产生约束力，更不会有积极向上的内驱力。但如果“以德致胜，以礼为戒”。这样老百姓不但会有对于做坏事的羞耻心，他还能够自然而然地守规矩。

胡适先生说，如果在一个混乱的社会里，人人都讲道德，那么这个社会会越来越混乱。而在一个混乱的社会当中，如果人人都讲法律，这个社会才会越来越规矩。但这个的前提就是：混乱。因为混乱的时候，你即便是在给他人讲道德，那么他们也是游走在道德的边缘，钻孔子。因为法律是强约束，道德是弱约束。法律是必须做的事，道德是倡导你去做的事。所以，乱世当中，法律很重要。

但孔夫子的理想是大同世界，他希望的是已经规范的世界里，好上加好。此时，更加倡导“道之以德，齐知以礼”，让老百姓能够有更好的生活，更高的追求。

这是不同环境下的不同执政理想。放在当今的社会，当今的企业中。我们就要以“法”立规矩，以“德”做规范。也就是说，遵纪守法是最基本的行为准则，工作守则、岗位职责也是最基本的行为标准，而不是最高标准。只有在执行到了最低标准的原则后，再进行思想道德的教育与升华，让员工找到对于工作的内驱力，才能保证企业平稳且正向地发展。

那么对于我们个人来讲，很多事情都是我们应该做到地最低标准，而非要达到的目标。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去做一些事情，来保证我们的基本生活。但在此之后，我们要去追求一些更高的东西，来充盈我们的灵魂。

所以，我在论语中学到的内容，感觉总是能够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展开去详写，真的不知道会想到哪里去。

2.4：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2.4   孔子说：“我十五岁的时候终于发现了学习的乐趣，并且立志于此；三十岁时有了自己安身立命的本领；四十岁时，我已经不会轻易被外物诱惑；五十岁时，我学会和自己和解；六十岁时，一些冒犯我的话，我也能听得进去了；七十岁时，我已经能做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不会给他人造成伤害，也不会越出规矩。”

这段话是很多中国人喜欢拿来自比的，跟孔子来比。其实大可不必，因为，人和人的寿命早就不一样了，比如《百岁人生》，我们这一代很可能都活在100岁左右，我们的子孙很可能都活在120岁左右，这都是很有可能的。

15岁的年纪，是一个人的大脑发育逐渐成熟的时候，孔子15岁志于学，并不代表孔夫子之前没有学，“志于学”就是突然爱上这件事了。孔夫子在15岁的时候，终于找到了学习的乐趣，终于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学习的乐趣远远大于玩儿的乐趣。

30岁的时候，孔夫子已经自立了，已经有了自己的专长和立足之地，可以养活自己了。

40岁的时候，“不惑之年”的“不惑”，不是没有疑惑，而是不惑于外物的意思。在40岁以前，我们经常会被外在的东西吸引，经常只是利益优先，但40岁以后，就应该稳重些，有根基，有价值观，有使命感，不被外物所干扰了。

50岁的时候，“知天命”也不是认命的意思，而是一种与自己和解的意思。就是内心当中不再跟自己较劲了。不再那么痛苦了，不再一天到晚怨天尤人了。所以，我们能在50岁的时候，安安稳稳作自己的事儿了。

40岁，不再被外物所困扰所牵绊，50岁的时候战胜了自己的内心的恐惧和欲望，让自己的内心变得更稳定，。

60岁的时候，什么话都能听了，别人说自己难听的话，都会觉得挺有道理的。

70岁，我很自由，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我已经不会违反规则了。人活到最后会发现，法律、边界、道德、伦理，不是约束你的东西，而是保护你的东西。佛教里，有个“律“，经律论，佛陀最后的教诲说：以律为师，需要以戒律为师，律不是约束，而是一个保护的过程。孔子能够理解到这些约束是对我们人类的保护，所以，他能够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所以，每天才会活得很快活。

这是孔子给自己的生命划分的几个年龄境界，我们没有必要亦步亦趋得和孔子相对照，但我们自己也得知道，自己境界前进的次第，我们也要知道自己的的生命还有很多潜力可挖，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