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App store《紫禁城》2014年第3期
作者：王志伟
在乾隆帝漫长的一生中，曾经有过四十一位有名号的后妃，其中皇后三人，分别是孝贤皇后富察氏、继后乌拉那拉氏（先立后废）、孝仪皇后魏佳氏（追赠）。这三人生前的人生际遇各不相同，死后地位亦有着天壤之别。富察氏与乌拉那拉氏是在潜邸时即陪伴在弘历身边的女人，前者是少年弘历的嫡福晋，后者亦是对弘历服侍有年的侧福晋，而魏佳氏则是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年）其子永琰被定为皇太子后而追赠为皇后的。
乾隆帝于此三人，有着异常跌宕起伏的情感经历，其中最为后人瞩目的两桩，一是其与富察氏伉俪情深的真挚感情，被传为帝王爱情的佳话；另一则就是乌拉那拉氏「断发皇后」的悲惨境遇，令后人唏嘘不已。对于后者，我们在保存至今的几幅清宫行乐图上发现了值得关注的痕迹。
「断发皇后」乌拉那拉氏曾经被「写真」于卷中，后被无情地「抹去」，以至于今人在现存任何一幅乾隆时代的院本作品中都无缘目睹乌拉那拉氏的真容。但通过分析，她的「身影」还是可以被我们「捕捉」到的。
《塞宴四事图》卷是故宫博物院现存乾隆帝木兰秋狝主题的大型纪实性作品之一。其表现内容为乾隆二十五年九月初九日（一七六〇年十月十七日），乾隆帝于木兰行围途中举行的一次盛大宴会和席间一系列诈马、什榜、相扑、教駣活动。
这一天，在围场安巴究和罗昂阿大营，乾隆帝先是侍皇太后进早膳，然后引随围的蒙古、回部诸王公「幕设崇冈」而同举塞宴四事。这次宴会既是往年行围的例行野宴，又为了款待旧投新附的少数民族首领而故意的踵事增华。
这一年春二月，历时五年，三次征伐的准噶尔、回部叛乱始告平定。重九日的野宴上，席间除了先前于乾隆十九年归附的杜尔柏特亲王策凌乌巴什及其他厄鲁特蒙古上层以外，还有首次列宴的回部郡王霍集斯及诸伯克人等。因这场特殊的宴会是宣扬西师武功的重要活动，故而乾隆帝命内廷画画人对此详加描绘，并最终张挂于避暑山庄云山胜地楼二层的东壁上（《塞宴四事图》卷后黄签：「云山胜地楼上东间东山墙西面贴」），一如业已贴壁于卷阿胜境殿东西壁间的《万树园赐宴图》与《弘历观马技图》两幅大型纪实作品，作为永久的武功纪念而留存宫中。
仔细观察此卷，我们把目光集中在画面左侧中间偏下的位置，帷帐前后站立着两群衣着光鲜，行止款款的宫中女子，近处七人，远处三人，其中尤以近处七人最为显眼。七人中前排被簇拥者身着明黄色吉服，站在她右侧的二人与后排左侧一人身着杏黄色吉服，这四人前额的头饰也表明了她们的同一族属。
塞宴四事图轴所绘宫中女子中前排左一女子所穿衣物与此件最为接近。
塞宴四事图轴所绘宫中女子中除左一女子外，其他女子所穿衣物与此件极为相似，只是画中女子所穿衣物当为清乾隆时期，且不是八团图案。
清制，明黄色吉服为皇贵妃以上服用，金黄色吉服为贵妃、妃服用，颜色的不同体现着等级的差异，再综合考虑此卷的成图时间：乾隆二十五年九月初九日以后的某一天，我们不难判断出前排这位被簇拥者当是此时乾隆帝的「继后乌拉那拉氏」，旁边搀扶者似为后宫主位中排第二位的「令贵妃」（即魏佳氏，她于二十四年十一月晋封贵妃）。
其余三人中，左右二者分别扎着两条长辫，衣着发饰与《威弧获鹿图》卷中为乾隆帝递矢的维吾尔族女子一致。中间着红衣者，头戴维吾尔毡帽，虽然同为回装，但其形象与左右二人明显不同，此人似为该年二月新近入宫的和卓氏。关于此人，维吾尔族学者艾哈迈特·霍加据满文档案考证为小和卓霍集占「离弃」之妻，名「batma」，即后来乾隆帝的容妃，她在图中被描绘的样貌也与其二十六岁的入宫年龄（据容妃卒年倒推）相一致。站在她身边的二人可能是乾隆二十五年年初与她一同迁居京城的和卓氏族人。
再把目光投向那位被簇拥的「继后乌拉那拉氏」。不难发现，对其余六人面部的描绘手法均为解剖得宜、表情丰满的标准「西法」；而被簇拥者的面部却以浅淡的「中法」描绘，不显生气。又「令贵妃」与站在她左侧女子的眉处为何均出现了重大变更？且最右侧回装女子的整个头像被完全涂抹修改过。
以上，可以先结合宫廷历史，做一大胆地分析：成图于乾隆二十五年九月初九日以后某一时间的《塞宴四事图》卷，被张挂在避暑山庄云山胜地楼上。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年）闰二月，乌拉那拉氏于圣驾南巡驻跸杭州期间因为不可获知的原因而「举动尤乖正理，迹类疯迷」，以至于冒满洲风俗之大不韪而自行断发，被先期送京「调摄」，不幸于一年后崩逝，乾隆帝与继后的感情亦终结于此时。
二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得三十多年的夫妻名分一朝飞灭？乾隆时代坊间即有传闻，说皇帝南巡时欲立某女为妃，继后谏止，遂有断发之举；今人又有当时欲晋魏佳氏为皇贵妃之议，皇贵妃在皇后之下，位在九四，乃逼宫之位，继后断发实起于争风吃醋……虽然莫衷一是，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做出如下判读：《塞宴四事图》卷中对「御容」的修改，一定是在得到乾隆帝的意旨后，画画人才敢着笔。首先将用「西法」描绘的乌拉那拉氏真容全行「抹去」，然后进行「增补修添」，而增饰后的面孔只能是令皇贵妃（令贵妃在继后回京「调摄」两月后，晋封为皇贵妃）。或因事关第一家庭的隐讳，传教士画画人不便参与其事；或因本来是以「西法」改绘完成，却因乾隆帝的内心变化而出现了反复修改图中人物的情况（一如前述）。总之，我们无缘一览这位命途多舛的乾隆继后的真容。
历史研究往往说易证难，仅凭一幅《塞宴四事图》卷的孤证，上述文字显得苍白无力。不妨再举两例，来丰富「抹去」一说的论据。
故宫博物院所藏金廷标绘《弘历宫中行乐图》，画面上的乾隆帝凭栏卧于涧阁中，正注视着栈桥上款款而至的女子。除了右侧隐藏在山石后的两位侍女外，妃嫔一共三位，左侧两位顾盼、引领着右侧一位，太监或执扇，或端匣，或抱琴，跟随三主位身后……从图上题诗可知，此图至迟绘于乾隆二十八年（一七六三年），此时正是继后乌拉那拉氏于后宫如日中天之时，其表现内容自当是乾隆帝与其后妃行乐林泉的场景。
画中被顾盼、引领之人，结合宫廷历史，判断其为继后乌拉那拉氏是合情合理的。但遗憾的是，此卷中间最为生动、反映五位后妃侍女徐徐前行的画面被整体裁补过了。无论是乾隆帝还是众宫监，就连驯鹿的形象在原图中都保留了「西法」的描绘手法，而替换过的五位女子却无一例外地以「中法」描绘，画面上栈桥、山石、油松等处生硬的接笔暴露无遗。此幅当是「抹去」说的又一力证。
再联想到现藏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中那套描绘乾隆帝与十二位后妃的著名的《心写治平图》卷，其创作时间上起乾隆元年（一七三六年），下至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年），跨越了乌拉那拉氏人生起伏的全部三十年，而本应在卷中位列后妃第三位的她却没有出现在慧贤皇贵妃（卷中后妃第二位）之后。面对着卷上明显的裁切痕迹，再回思《塞宴四事图》卷和《弘历宫中行乐图》，问题的实质也就不言自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