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长期的心理治疗工作实践，我有一个深刻的体会，有一些来自西方的心理治疗的理论和方法是无法在我们的文化心理环境中实施的。

简单说，就是没有群众基础。要说明这个问题，我来讲讲我自已的经历。

有几年的时间里，我对欧文·亚隆（这个心理学大咖太有名了，我就不多说了）的人际关系团体很感兴趣，所以我硬着头皮把他砖头一样厚的专著《团体治疗的理论与实践 第五版》啃了下来。然后花了8000元参加了他的学生朱瑟琳在北京开办的一周的培训班。

有了理论学习和技能培训，我有信心了，于是回成都开干。干了什么呢？

首先招治疗师做治疗。因为这个人际关系团体也是一个成长性团体，治疗师都积响应参加。我连开了三期，每期十次。可以说反响还是不错的。结束时大家都愿意再继续，但我时间精力有限，不能继续。不过我对此团体的操作和实施积蓄了很多经验和体会，于是我就要做第二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是什么呢？是去病房开展真正对患者的治疗。恰好欧文·亚隆另一本书也出来了，《住院患者的团体治疗》给我更大的心理支持。

欧文·亚隆把住院患者分成高功能和低功能两类。具体说，高功能患者的病情较轻或大部分缓解，有一定社会功能；低功能患者病情较重，社会功能很差。

按书中的方式，低功能患者做20-30分钟简单的结构式团体（具体可参见此书）。直接说效果，那是相当的好。连续下来，患者积极主动参加每天下午的团体治疗。后来，都不用护士召集患者，患者自已就组织来参与了。

可高功能患者团体却让我遭遇彻底的挫败。患者的积极性普遍低下，脱落率极高。整个进程让我带得非常吃力，仿佛拉着一艘巨船在逆水行舟，艰难可想而知。

高功能团体治疗方式实际是人际关系团体的首次治疗。简单说分成这样五个阶段。

第一，由我简述团体治疗的目的，将症状转到人际问题。

第二，团体组员介绍自己，并说出自己的人际困境（如果有困难，治疗师要去做翻译，把症状朝人际问题转）。

第三，讨论人际问题。

第四，观察员（通常是护士和治疗师）回馈组员表现。

第五，我和组员一起总结。

我连续受挫，不断调整操作细节。可我还是无力回天，效果仍不理想。我只好停下来仔细思考。我把治疗师团体和患者团体进行的过程反复回溯，细致探查。终于我发现问题所在。

问题在哪里？问题就在第一步！症状与人际问题有关，要患者去说自已的人际困境。

治疗师是想成长的有觉悟的人，而患者则不是。注意我要强调患者并非没觉悟，不知道自已人际有问题。那还有什么阻碍了他们？

是我们的文化心理，东方是以集体主义为导向的人情社会。所谓家丑不能外扬，如果在大众面前承认自己人际关系问题，那就是不要命的事情。而西方以个人主义为导向的公理社会。要说自已有人际问题，虽然也尴尬，但不会要命。

这下我彻底走进死胡同，但我心有不甘，不想缴械投降，于是我潜心下来好好研究一下我们生活其中的文化心理。

有一位清末民初怪才的书让我颇有启发。这位怪才有许多好玩的故事被后世传说。比如，有位洋太太对一夫多妻制极为反感，于是诘问他。此人不慌不忙回答，请问夫人见过一个茶壶配数个杯子，有没有见过一个杯子配数个茶壶？

知道的人可能猜到了，他叫辜鸿铭，具体他的详情不多讲，绝对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感兴趣上网一查便知。他著的一本书《中国人的精神》极为精辟的阐明了东方文明的文化心理基础。

简单说儒家的家国文化从根本上解决了普世大众的存在诉求问题。以人本心理学理论具体再解释为，家国文化提供了安全感，归属感和自尊感的基本心理诉求。这完全可以对应宗教对普世大众的心理作用。所以我一定要再加一句，孔子除了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还是伟大的心理学家。

难怪一位中美精神分析学会的外籍督导师听到这样的个案给弄迷糊了。治疗师提供的案主是位中年男性，老婆结婚生子后，请丈母娘来帮忙带孩子。因处理不好老婆与丈母娘的关系，具体为教育理念不同来向治疗师求助。外籍督导师奇怪的问，为什么要住在一起啊？为什么要住在一起啊？这么简单还需要回答吗？可外籍督导师到最后也没搞明白。呵呵，水土不服啊！

东西方文化心理环境不同，导致大量的西方心理治疗的理论和技术没有群众基础，水土不服。只开花不结果的状况太多，值得反思。痛苦不是坏事，痛苦促使人思考，如何扎根于我们东方的文化心理土壤让西方心理治疗理论和方法真的生根发芽，我有些自己的想法，下篇继续与大家分享。

来自我的华为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