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洛秦，洛地之子，洛齐之兄，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社长。此文为洛秦教授在洛地先生2015年9月离世之后所写的纪念文章，刊发于《人民音乐》2015年第12期。此处转载略有删节。
怎样评价父亲？这是一件很难的事。
特别是作为儿子和音乐同行的晚辈，如何平衡主观与客观的叙说，则更难。
父亲在儿子眼里和心里有多重的身份和形象。所以，不同角度、不同场合、不同时期都会看到不同的父亲。特别是，当父亲离开了我们，这种感觉尤为深切。
父亲思想现代和超前，但其生活风格却比较“旧式”传统。“旧式”传统的父亲，一向保持着家长的尊严。所以，我们能了解父亲历史的机会很少。将各种“碎片”信息整理起来，父亲的简历大概如此。
父亲祖籍在浙江诸暨，是枫桥的一个大家族，三阳台门这个院子在当地很有点名望。然而，父亲于1930年3月21日出生在上海，当年的戈登路（今江宁路）的一座花园洋房内。（父亲说，当年参加革命时，要填写出生年月日，由于记不清具体出生日，他就说管它三七二十一，于是就有了1930年3月21日。）当时，祖父骆锡涛任民国政府派驻上海工部局的水利工程师，负责上海水汶系统，为20世纪初中国最权威的水利专家之一。（父亲原名骆如桐[又名骆季桐]，1949年参加工作时，为表现新中国青年与“旧世界”划清界限的革命性，父亲“自说自话”（此生如此）将骆姓改为了洛姓。父亲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一改却成为了歪打正着。多年前诸暨政府鼓励当地民众整理和修订家谱，据老人说，才知道家姓原本为洛，祖上为朝廷高官，但曾被贬流放至浙江诸暨，随当地族姓骆而同音改之。）
父亲的童年时常往返于上海和诸暨之间，生活可谓富裕和快乐。不料，1937年抗战爆发，洋房被日本飞机炸毁，一家人搬迁至八仙桥附近。1938年，就读于上海马斯南路（今思南路）对面的明德女中附小，1941年进入南洋模范中学。由于日本人进驻租界，祖父不愿意为日本人工作，逃离上海前往云南，在那里负责修筑滇缅公路。一年后，父亲兄妹数人随家人开始逃难，一路逃亡至云南去寻找祖父。逃难途中，父亲的三哥死于日本人刺刀下，幸免于难的父亲左腿也被刺伤，略有跛腿的后遗症直至晚年。抵达昆明后，寄养在祖父好友、诸暨枫桥老乡赵忠尧先生（中科院院士、中国核物理的鼻祖）家中，自学诗词，以及聘请退休工程师教授英语。1944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西南联大附中。1946年随父亲的朋友返回浙江，在当地高级中学旁听音乐老师教弹钢琴，自此接触到了“正规”的音乐。
1949年高中毕业，10月进入浙江省人民政府文教厅文化处，自此开始了音乐文化工作。
1951年时任长江水利委员会专员的祖父（正在筹备建造武汉长江大桥），前往杭州找到父亲，告诉他，赵忠尧先生从云南回来了，要让父亲随其去造原子弹。可是，父亲执着于音乐事业，与祖父不欢而散。1951年至1953年，被浙江省文教厅委派至上海音乐学院深造，在“第三期音乐干部专修班”学习理论作曲。毕业回到浙江后的数年间，一直从事民间音乐和戏曲的创作和搜集整理工作。
大约1955年与时为浙江歌舞团歌唱演员的母亲林颖宁（林则徐第五代孙女）相识恋爱，翌年得到了外祖母陈逸如（宣统皇帝溥仪的国师陈宝琛的孙女）的认可，与母亲结婚。
1958年5月，由于性格直率，向上级“建言献策”，被划为“右派”。自此开始了20年的“右派”生涯，长期下放至农村和工厂劳动，妻儿家庭的精神和生活备受折磨。1979年后，重新回到浙江文化厅工作，从事戏曲和音乐理论研究，1990年从浙江艺术研究所退休。先后担任《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浙江卷》主编、首届文化部振兴昆曲指导委员会负责学术的副秘书长、中国戏曲音乐学会副会长等，曾受聘为一些院校客座教授、博士生导师，曾获文化部“十大集成”编纂奖、文化部昆曲优秀理论研究人员奖、田汉戏剧理论一等奖、浙江音乐“终身成就奖”等。
一 生 勤 奋
父亲的墨宝“业精于勤荒于嬉”一直挂在我们孩童时代的床边。他这样教育我们，其自己就是勤奋用功的形象——写字台前永远的背影。即便是在下放到浙江桐庐砖瓦厂仓库里劳动期间，父亲保持着每晚在昏暗灯光下读书、笔记和研究。“右派”摘帽后，回到浙江文化系统工作，父亲更是勤奋倍至。近年来，父亲总说时间不够，很多事情来不及做，很多文字来不及写，直到最后在病床上的那些日子里，父亲依然著述写作。数十年来，父亲的学术研究涉及诗词曲、戏剧、音乐及文史诸方面，音乐领域包括乐律学、文词与音乐研究、戏曲音乐等。出版专著：《词体构成》《词乐曲唱》《蛇·鸟·羊——先秦文化探索》《洛地戏曲论集》《戏曲与浙江》（浙江省戏曲理论著作奖）、《戏弄·戏文·戏曲》《说破·虚假·团圆——中国戏剧艺术表现三维》《昆—曲·唱· 剧—班》等；主编《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浙江卷》《戏曲音乐类种》等，发表论文近百篇，可谓著作等身。
凡事见解独到
父亲的研究非常与众不同。学术界是一个特定社会，有自身的生态环境。处在文化系统的父亲，基本一直是学术界的“边缘人”，始终不在“核心学术圈内”（高校和社科系统），他做学问不容易。然而，用父亲自己的话说，在这种情形中的他，却是“以其个人之见，探索前人之所未明。”他的“戏弄-戏文-戏曲”、“说破-虚假-团圆——中国戏剧艺术表现三维”，以及“昆曲-唱-剧班”的理论和论点都是中国戏曲戏剧研究领域中的“新论”。特别父亲将“脚色综合制”提高到“我国戏剧剧本结构、场上艺术结构、班社组合体制的凝聚点”视为中国戏剧艺术的核心。
父亲在《词体构成》中提出，“词，格律化的长短句韵文，我国最高层次的民族韵文体式。”他试图带着“文体学”的观念努力去探索“词体构成”，特别探讨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文学界关于词学的核心观点，即“律词之唱，“歌永言”的演化——将“词”视为“隋唐燕乐”的“音乐文学”是20世纪词学研究中的一个根本性大失误。”
在音乐研究方面，影响最大的是其《词乐曲唱》（1995年国家新闻出版署优秀选题奖）。父亲提出：我华夏民族特有的文体词、曲，与我华夏民族特有的节奏、旋法，相结合构成的唱——词唱、曲唱。这类唱的构成是“以文化乐”，“文”始终为主、“乐”总是为从，文体决定乐体。这个新颖的观点及其思想，可以说是对于中国民族音乐的传统及其本质的最重要的总结。著名戏剧理论家余从先生对《词乐曲唱》作了如下评价：“我深感其构思完整，脉络清晰，学风严谨，观点鲜明。作者的见解和论断，很有发前人所未明的独到之处。”其“自成体系而立新说”。南京大学俞为民教授也称洛地先生“在学术界独树一帜，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
父亲在音乐领域发表的诸多成果，诸如关于“曾侯乙编钟文化属性的疑议”“燕乐二十八调之角调辩正”“樂”字考释，以及“唐宋时音乐观念中的节奏”等问题的探讨都具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未完待续======
2016年9月，
由洛地撰文，洛齐绘画的《水墨戏剧》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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