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国译介过来的作品应该全部用现代汉语，除非现代汉语不足用需要从文言扩充取法。总之尽量避免夹文夹白，苹果里夹洋葱，别扭古怪，音节上佶屈聱牙，意思上晦涩繁杂。最严重的问题出在诗歌和哲学著作上，小说什么的倒还好，就算有所疏漏，影响到整体的程度要小得多。
诗歌嘛在文学界向来有可译不可译之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一点暂且不管，因为对于我们这些不通外语的普通读者来说不译也得译，不译就没得读，不读就没得了解。诗歌翻译本身就是一番再创造的过程，一个好的译者贡献良大。每种语言的诗歌所特有的音律和句式确实难以传达，吃力不容易讨好，我觉得该舍弃的要舍弃，内容上忠于原文，形式上至少要基本符合我们的语言习惯。最近读了一些黄灿然先生的译诗，不但作者的思想情感传达到位，而且流畅通透，节奏恰当，符合我们的语言习惯，诵读起来毫无拗口之处。又看最近冯唐出了一本《飞鸟集》的译本，媒体戏称译成了飞“屌”集，一看确实情趣大不一样，不知是让大家看泰戈尔呢还是看他冯唐刷黄段子，以为别出心裁能为死水注入生机，没想到译成了读后感。
上个月读的亚里士多德的“讲义”简直要把我逼疯，对于我这样一个哲学入门者来说，《形而上学》一书实在是过于枯涩艰苦了一些，我看的是苗力田的译本，读起来如此拗口，最重要的是上下句简直没有充足的逻辑关系，以至于读了下句忘了上句，难以沉浸，不知所云。我知道不全是译本的问题，那个时期的古希腊哲学家常常犯的错误是结论相对于条件来说太大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条件不足以推导出结论，这个错误在哲学开始并且发展（有记载的）的头几百年里尤其严重。以至于我常常止不住地怀疑读他们的原始文本的意义——我平乏的理解力和懒惰的性格告诉我，还不如去读几本对他们思想的研究讲解类书籍；然而理性微弱又固执地说这是不够的，原始文本有不可代替的意义，早晚要亲身接触。世界上有些书籍是需要硬着头皮去啃的，这是因为它们的价值，也是因为你不能总是只读你轻易就能通晓的书籍。如果说早期的哲学著作因为时代的局限本身就有种种缺陷不足以证明目前译本的巨大问题的话，那么近现代的作品翻译过来就不存在别扭拗口，晦涩难明的现象了吗？翻译是态度和能力的问题，深刻和复杂并不是一回事，手能从心是能力，怕就怕既没有充分理解，又心手不一。
忠于原文就是要忠于原文的思想情感，流畅就是要符合本国的语言习惯。我们的语言规则不足以表达的当然可以扩充创造，只要是在情理之中。
想看的书梦寐以求能有个好译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