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司马光、王安石

这些伟大的古人请你们接受我的致敬。
宋朝真是个好时代出现了这么多的杰出的人物。写出了那么多的锦绣文章。
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历史上不一定有，但是《资治通鉴》皇皇巨著是铁板铁板钉钉的存在。当时神宗朝王安石要变法一说是因为国家积贫积弱，其实是胡说八道。神宗皇帝把一众反对变法的老臣赶出朝廷远远的，休要鼓噪反对。司马光到了洛阳写起了《资治通鉴》，想的是按照儒家的思想给皇帝讲述历史，想的是把皇帝培养成圣贤。他老人家凡是不合乎儒家思想的历史就删去，或者避重就轻一笔带过。宋朝是历史疆域面积最小常常打不过别的国家朝廷很没有面子，但是里子倒是很厚实的，宋朝的商业社会是最发达的，青楼酒肆舞榭歌台遍布京城开封，过去的人们认为所有的财富都是从田地里长出来的，所以儒家思想认为耕读传家是的不二法门。只要皇帝垂着衣裳拱着手，什么也不做财富会慢慢积累的。只是当时的环境是宋朝是燕云十六州在唐朝末年就给别人家。现在是大辽国的地盘，西面还有一个西夏国也虎视眈眈。王安石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当时的想法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其实是想着收商业税，当时的宋朝的税负：农业税和商业税各占一半。这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宋朝时候的商业很发达，这就使得儒家这派保守思想和实际情况违和，其实儒家思想孔子想着恢复周朝时候的礼仪，司马光想的是恢复孔孟的礼仪。所谓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老是违和古代的总是好的。怎奈人民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司马光做为儒家文化的原教旨主义者，对王安石要变祖宗之法嗤之以鼻认为是与民争利，当时还没有国进民退这个词。王安石的想法超越了他的时代一千年，最后以失败告终。
苏轼虽然和司马光一样被外放到地方，到黄州做地方官，看到新法实行的弊端，也知道按老例的社会的不足。他知道有些事情是无法改变的。而司马光是在洛阳一心编书不闻窗外事。所以当王安石变法失败司马光回归将新政一并废黜恢复旧制时，苏轼并不同意他知道新政虽然不好但已经实施了这么些年了，贸然废黜必然使官吏无法可依，老百姓无所适从。他主张稳健的改革，结果也得罪了司马光又被外放。
我做为后来人看这几位大佬，我觉得他们都是为国为民的政治家，如果以司马光正直的儒家理念当政，宋朝后期徽宗或许不会出现“联金灭辽”的蠢事。若以王安石的理念当政，徽宗时期就不会出现连京城有多少金银都搞不清楚最后徽钦二宗都被掳了去的事情。但最好还是以苏轼随遇而安的方法管理朝政，那大宋怕是国祚要超过500年哩。
致敬宋朝的欧阳修、范仲淹、二程、朱熹、张载、李清照、柳永，包拯、岳飞、辛弃疾，大画家徽宗皇帝。
读得到熊逸系列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