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二参加了人生第一次的“读书会”，还只是作为聆听的观众接受知识的洗礼，这周二我就转换了角色，成了分享者站在台上演讲。
从台下聆听到上台演讲，仅一步之遥，我却挣扎了好几天，直到上台前，我的手心还有些冰凉，心扑通扑通的跳，不知是紧张还是激动，总之年龄越大，越发没出息。当年站在台上的自信劲儿，看来是被时光消磨殆尽了。
看过罗永浩的一篇文章《如何克服“演讲恐惧症”？》，文中提到“所有的人都害怕当众讲话，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所以，你不要以为只有你自己没用。”“那些演讲能力特别强的人，包括人类历史上最擅长演讲的，比如丘吉尔、马克吐温、乔布斯等，这些人原来也都是特别害怕演讲的，即使是后来他们把自己锻炼成了公认的优秀演讲家……练成和没练成的区别是：练成之前，上台紧张得整个人完全失控；练成之后，上台还是一样紧张，但是基本上可控。”“马克吐温也说过：‘这世上只有两种演讲，一种是紧张的，一种是假装不紧张的骗子。’”
有了那么多名人名家的鼓励，意识到紧张是种常态，我稍稍有了底气，我应该归属为“练成”的状态吧，毕竟我在台上还是可控的。
这次读书会比上次的人多得多，并不宽敞的场地坐满了人，而且年龄跨度也相当大。面对那么多人，我没有想到站到台上的那一刻，竟然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转换成了另一个频道，没有了台下等待的焦虑和紧张。我微笑着娓娓道来，微笑着和大家进行眼神的交流。当说完最后一句话，我如释重负，比我预想的还要顺利，正准备回位，突然听到主持人哈皮波说：“下面是提问环节”，光顾着分享书中的内容，竟把这个重要的环节给忘记了。
这个环节，让我知道“从台下聆听到上台演讲，并非只有一步之遥”。如果说上台分享给我带来的是自信和勇气，那么接受质疑给了我更大的思想启示。面对大家的疑问，我一一解答，可当涉及到较深的问题时，我的回答又成了新的争议，当然这种争议源于我自身思想的狭隘和看问题的片面性，就像台下有人说：“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的。”而我在回答中恰恰忘记了这一点。
说实话，当大家一个接一个抛出问题的刹那儿，我确实有种应接不暇的局促感，但是我也有一个惊人的发现——我变得平和了。如果放在以往，我不知道我会不会面红耳赤地驳斥，抑或羞赧地想找个地洞钻进去，而此刻，我依然保持微笑。有那么多人质疑，或许我的分享引发了大家的兴趣，不管是认可的还是反对的；因为有那么多人质疑，我才能更深一步的发现自己的不足，并意识到肚子里的货太匮乏。
期间有个小姑娘质疑我读的书太功利，我理解她说此话的出发点，但我并不认同。不管是“实用主义”还是“理想主义”，我想绝大多数人看书都是选择“自己爱”的和自己缺失又极度渴望的知识，这和兴趣相关，但“兴趣”本身也会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发生改变。当我没有孩子的时候，没有听过“正面管教”，也不知道科恩是何许人也，更不知道什么华德福；当我有了孩子，这些书曾经一度霸占了我的大部分时间，责任转化成兴趣，你看这些书的时候，不仅仅填补自己育儿的理论缺失，还提升了自己心理、艺术欣赏、创意创作等各方面的能力。
大黄牛在分享他的书之前特别引用了曾国藩的一句话来为读书的“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之争画上句话。“吾辈读书，只有两件事，一者进德之事，一者修业之事”。
除了在答疑环节中，我意识到“从台下聆听到上台演讲，不是只有‘一步之遥’”，聆听后面几位大咖的分享，更加深了我这种感受。
钟启文分享了《文艺复兴是什么》，让我了解了为什么在一个时间段会出现但丁、达芬奇、莎士比亚、哥伦布等，也知道了“American”的由来，甚至引发了我对那段历史的兴趣，打算将此书列入未来的读书计划；
姚圣华分享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带着我们重温了一遍中国的政治制度的变迁史，让我对这部分历史的理解更丰满；
大黄牛分享的是《湖南人与现代中国》，但分分钟离不开“曾国藩”，这让我对“曾国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很多人说，读书重要的不是读，而是输出，那么输出的通道在哪里？以前我会画导图或者写成文字，但还是沉浸在自我的小世界中。参加了两次的读书会之后，我想我找到了一个更适合的出口。坐在下面聆听，是扩展自己的视野，站在台上演讲，是考验自己的输出力。
从台下聆听到上台演讲，看似只有一步之遥，但背后的差距却并非如此，只有亲历的人才会有更深的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