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历史，我们会发现：北宋——至少是在王安石变法之前的北宋，是所有文人思想的盛大狂欢。各类政治流派纷纷济济于金銮紫殿，各种政治观点都有可以被倾听、辩驳、融汇的机会。而我们的superstar苏学士，偏偏处在王安石变法时期，而这场变法，恰恰影响了他的一生。
苏东坡是谁？好单纯，不做作，跳脱可爱一书生。王安石谁呀？自负、傲娇、方正而至于呆板，一辈子就想着改革变法和著书立说的拗相公。我能容忍你借扬雄嘲讽我抠细节，我能容忍你讥笑我体味说俺是野狐精，但是我不能接受你在我耳边叨叨说变法操之过急。于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拜拜了您嘞！昔日好友大手一挥，苏轼华丽出京，从此北上南下，不问西东，一辈子贬来贬去，最后都干成村长级别的官员了。
你以为他会像王勃那样借滕王阁悲叹“时运不齐，命途多舛”？
你以为他会像陶潜那样长歌当哭“乐夫天命复奚疑”？
若那样他就不是世间独一无二的苏东坡了。
他乐观，在被贬的途中一路专注美食；他悲悯，在饥荒之年为百姓再三请命；他传播文化，在海南开设学堂硬是培养一批举人；他豁达大度，一封奏折直达天廷，为王安石讨来了一个谥号。阆苑有仙葩，苏轼就是那不与俗花为伍，只等夜深方施施然展放千重心蕊，伴君幽独的奇花。
苏轼骨子里是纯粹的文人，说白了，只是与政治纠缠日深，也许离京才是他生命的最旷达潇洒的模式。那咱就再说一个稍微另类的、玩政治玩得风生水起的文人——明朝的张居正。
张居正跟上面的文坛大佬比起来，文学成就实在是不够看，但也正突出了他在政治生涯中文人的那种理想化的情怀。他祖上几代也没中过举，结果他基因突变，一路跟开了挂一样，中了进士，成了庶吉士，点了翰林，大部分人做到这一步也该歇歇了，稍微勾勾手指头，房子、豪车、珍宝上赶着送。开心的时候喝个小酒吹个牛逼，生气的时候欺男霸女鱼肉百姓，反正大家都这么干。他偏不，他铁了心的要改革。铁到什么程度？王安石都哭了。
张居正说，要想触摸黎明，首先得战胜黑暗。但问题是我不是太阳，所以我要找小伙伴。所以他联系了徐阶，搞翻了大坏蛋严嵩。推举了刚直不阿的海瑞，重用了军事奇才戚继光、李成梁。张居正不是个符合封建道德规范的君子，他为了到达权利的中心，不惜和太后暧昧，和太监称兄道弟，重用人品上有黑点的才能之辈。他可以被文人痛骂，被同僚怒斥。但他不在乎，因为他知道，在这一片土地上，还有一群百姓，很穷，穷到要吃观音土；很无奈，无奈到要卖孩子才能生存。
张居正很复杂，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清官，但他堪称贤相，他的努力，使明朝出现了短期的繁荣迹象，让大多数人能够吃饱穿暖，即使他们并不明了是谁做了这一切。
无知者无畏，但知道后果而全力以赴至死方休的政治文人，只有张居正。
在其位，谋其政。他是名副其实的大国宰相。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是厚重巍峨的政治文人。
说到这里，感慨万千。如果将中国文化譬作山峰的话，不管是山脚的村歌社鼓，还是山巅的阳春白雪，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文人，用或华丽、或古朴的语句，蘸着浓浓淡淡的家国情仇，渲染出了中国诗词的翰墨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