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小说中的地域艺术形式--以巴陇锋长篇小说《云横秦岭》为例

（本文发表于2015年第四期《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科版）》）

                                            王美雨  教授

抗战文学“是20世纪中国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孕育出来的一个特殊的文学现象”[1]，它以题材的独特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体现了“文艺家是民族的心灵，民族的眼和民族的呼声，没有一个伟大的文艺家不为自己的民族的健康和繁荣而尽力”[2]。正因为抗战文学具有如此大的作用，随着影视产业、文化产业的发展，悬疑情感抗战题材的文学创作在当代文学中也逐渐兴起，并体现出浓厚的地域特征、艺术特征、民俗文化特征，巴陇锋的《云横秦岭》可谓其中的佼佼者：战争不失民俗，悬疑不失历史，情感不失理性，娱乐不失庄重。

巴陇锋以自己丰富的人生经验和独特的艺术观念为依托，借助国共合作抗日的历史，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呈现了人物细腻的情感，在生动俚俗的方言中展现了关陇文化的魅力，在蕴含丰富的秦腔、陇东民歌、碗碗腔等艺术形式中架构了三秦地区的艺术风貌和三秦儿女的豪放坚韧性格，使《云横秦岭》呈现出悬而真实、简洁传神而理趣盎然、文化内涵深厚的艺术风格。

巴陇锋的《云横秦岭》故事主体讲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分属于不同党派的关中汉子合作抗日的故事。它的内涵丰富：有西安事变和小萝卜头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真实呈现；有钟亦菲与秦岭、周新坡之间的情感纠缠；有分属不同党派的秦岭、周新波兄弟俩同爱一人而在国难面前同仇敌忾的民族情感；有关陇地区独特的艺术形式秦腔、陇东民歌、碗碗腔；有关中地区的丧葬习俗、哺育习俗等。基于此，巴陇锋的《云横秦岭》展示的不仅仅是一部关中汉子抗战史，更是一部大秦岭、古城西安乃至关陇文化的艺术史、风俗史。

任何一种文化都根植于一定的民族，它在沉淀、净化中成为民族精神内涵的表现形式。当这种民族文化升华到一定的高度，它就不再是只属于一个民族的文化，而是属于全世界的文化。巴陇锋在《云横秦岭》中大幅描述阐释的关陇文化，富有浓厚的地域文化气息、民族文化气息，这些文化气息与关中汉子抗战的历史水乳一体，在向世人展现关陇文化的同时，也向世人展现了战争不仅只是武力的问题，它和战斗双方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此，我们从巴陇锋《云横秦岭》中丰富的民俗文化、艺术形式中，撷取关陇地区特有的艺术形式秦腔、陇东民歌、碗碗腔等进行研究，探索地域特征浓厚的艺术形式在战争题材小说中的作用。通过阅读及研究，我们可以看出《云横秦岭》中的秦腔、陇东民歌、碗碗腔等艺术形式互相辉映，以不同的内容和唱腔为故事的展开、人物形象的塑造、情感的刻画等作出了艺术贡献。

一、秦腔

“秦腔也称‘乱弹’，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剧种，唱腔音色高亢激昂，宽音大嗓，要求用真嗓音演唱，所以保持了原始豪放的特点。”[3]西北地区天气干旱，以黄土、荒漠和草原为主，这种地域特征养成了西北人民既柔和细腻又豪放粗犷的性格。乐于将内心真实情感通过演唱形式呈现的地域情怀，使他们拥有了具有激昂豪放、细腻清丽等特征的艺术形式秦腔。巴陇锋在《云横秦岭》中展现了秦腔的激昂豪放性。

例1：孙明凯接过信封，妇人从里间出来，孙明凯拆开信看起来，看着看着，高兴地大笑起来：“明天下山，看戏去也！”随即唱道，“八百里秦川黄土飞扬，一千万老陕吼叫秦腔，咥一碗白面喜气洋洋，没有辣子额嘟嘟啊囔囔……”[4]

从孙明凯的唱词中，我们可以看出秦腔具有雄浑、粗犷的艺术特征，它大多是以吼叫的形式出现，体现了关中地区人民慷慨激昂、洒脱不羁的地域性格。

秦腔作为具有丰富内涵的艺术形式，不仅是因为关陇地区人民寄寓它本体的地域特征与情怀，更重要的是它具有广收并蓄、风格多变的艺术特征。据前人研究，秦腔属于梆子戏，其来源艺术形式有“弦索曲牌，唢呐曲牌，海笛曲牌（包括四支曲子），笙管曲牌，昆曲曲牌，套曲”[5]。来源形式的多元化，使不同场合出现的秦腔具有了不同的风格，婚庆则为热烈奔放，丧葬则为哀鸣低回，战争则为雄浑高亢，满足了人民不同情感的需求。就巴陇锋创作的悬疑情感抗战小说《云横秦岭》而言，受题材影响，书中涉及的秦腔皆以慷慨激昂的形式出现，展现了秦腔鼓舞人心、激奋士情的特点。

例2：尚德路革命公园内，树影下、石椅上，打牌的老人，带孩子的老太太，追蝴蝶的孩童，四散可见。小广场边上，一群老西安人在吼叫秦腔：“我叫叫一声儿啊儿啊……” [4]

秦腔之于秦人是一种不自觉的“集体无意识”，它极富感染力的唱腔，能彻底释放人的情感。例证中老西安人吼叫的秦腔内容在秦腔《三娘教子》、《金沙滩》中都有，分别体现了痛心的母亲苦教儿子、爱国名将杨令公舍儿报国的行为。巴陇锋融合了三娘和杨令公两人期盼儿子为国出力的心情，将一人的演唱形式改为一群人吼叫的形式，以豪迈激情的形式吼醒了挣扎在杀与不杀孙明凯之间的秦岭，这是秦腔的魅力，也是能够驾驭这种唱腔的人所具有的人格魅力。“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种豪放不羁、情感真善的人格魅力使秦岭最终放弃小义、选择大义提供了本质保障。

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人物情感的表达、宣泄需要一个恰当的媒介，用白描的手法固然可以极好地表现其性格特征，但有时无法透彻地展现其地域情怀、人文特征。就刻画战争中地域特征明显的人物形象而言，情感宣泄媒介的选择更加重要。战争氛围下的灰暗生活境遇给人带来异常压抑的感觉，通常意义上的自言自语或者是谈话等方式已经无法满足性格粗犷、豪放不羁的三秦儿女情感宣泄的要求，正是看到这一点，巴陇锋在展现人物的情感、性格时采取了与三秦儿女性格、气质等相符的秦腔来展现人物在面对喜悦、痛苦及矛盾冲突时的情感。

从文本本身而言，巴陇锋《云横秦岭》中秦腔的使用，在推进情节、透视人物情感角度起了极大的作用。如《全民参军》一章中，在三秦儿女被抗日英雄杨振邦点燃爱国热情的背景下，作者借助秦岭、孙明凯之口，用高亢的秦腔将三秦儿女的民族情怀、爱国热情推向高潮：

例3：全场的人都听得泣涕横流，秦岭唱起高亢的秦腔，是《李陵碑》中杨继业的唱词——

两狼山……战胡儿啊……天摇地动……

好男儿……为国家……何惧……死……生啊……

孙明凯用《赵氏孤儿》中程婴的四句悲情唱词作答——

忠义人一个个画成图像，一笔画一滴泪好不心伤，幸喜得今夜晚风清月朗，可怜把众烈士一皆亡。[4]

秦岭和孙明凯的一唱一答，激情后的悲怆，既诠释出中华儿女为国家利益不惜牺牲自我的情怀，也展现出国难当头中的三秦儿女明知战场无情也要参军救国的豪情壮志。我们知道若人身处危难中，普通的话语根本无法激发他的斗志，唯有直击其心底的话语形式和内容才能起作用。《李陵碑》、《赵氏孤儿》皆是因牺牲小我成就国家利益而为中华儿女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在恰当的时机，配以秦腔高亢激昂的唱腔，自然而然会激发三秦儿女的血性，争相为捍卫国家利益作出自己的贡献。

二、陇东民歌

相较秦腔而言，陇东民歌更富于地域特色。陇东位于甘肃省东部，是世界上黄土层最厚的区域。它地处陕西、甘肃、宁夏回族自治区三省区交汇处，独特的地理位置，便于其吸取不同地域艺术形式的精华，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陇东民歌，如《绣金匾》、《咱们领袖毛泽东》等。时至今日，这些在革命时代起过重要作用的红色歌谣依然在中国大地上传唱，体现出陇东民歌的蓬勃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与陇东民歌的艺术特点密切相关，陇东民歌“粗犷中蕴含着更多的细腻，直朴中更有几分柔情，惬意中满怀无比炽烈，严肃中更多几分混趣。陇东民歌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一腔一调，全是发自内心的呼喊，一字一句，都是真情实感的流露”[6]。这种令人叹服的艺术特征，不单单能够完美地流露演唱者的内心情感，更能给人带来希望。陇东籍作家巴陇锋《云横秦岭》巧妙地利用了陇东民歌的这种特征，将在战争乌云笼罩、生命随时可能失去的陇东人民，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那种惶恐但不失质朴的对生活向往心情展示得酣畅淋漓：

例4：西峰董志塬的黎明。月影绰绰，照出秦岭疾行的身影。村头，不知谁家女子在唱一支歌：

鸡叫头餐（呀么）嚯嗨，鸡叫二餐（呀么）嚯嗨。我和我老汉西哩哩哩擦啦啦啦嗦啰啰啰呔，推炒面呀么嚯嗨……[4]

这支歌为巴陇锋改编自陇东传统民歌《推炒面》：“鸡叫头绽么呼儿嗨，叫二绽吧呼儿嗨。我给干哥哥么，嘻哩哩哩，擦啦啦啦，嗦啰啰啰呔。推炒面呀么呼儿嗨。”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巴陇锋改编后的语言、内容更符合《云横秦岭》的内容。作为一部小说，《云横秦岭》面对的受众范围广，范围太窄的方言词语必定影响受众对作品内容的理解，将“绽”换成“餐”使歌曲内容明朗化，易于受众理解。巴陇锋改编后的《推炒面》内容，符合战时的民众心理。面对当时日本人针对西安的种种阴谋，民众随时可能失去生命，对家园的渴望和守护就成了他们心中最大的结。巴陇锋将表现青年男女之情的歌曲内容换成夫妻共同劳作的内容，既体现了秦岭与钟亦菲之间跨越一般意义上的爱恋，又体现了秦岭作为一名战士的责任心，珍惜爱情但绝不因爱情而放弃自己的责任。《陇东指示》一章的下文紧接着暗示了这一点：

例5：在这清秋的寒凉夜晚，在这神奇的陇东民歌声里，秦岭头脑清爽，脑海中浮现出纸条上的字迹：“‘红松’同志，现命令你潜回古城，策反孙明凯，追回情报，继续刺探菊花刀。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 [4]

不但富有艺术细胞的陇东人，在不同的场合下，能够借助同一个曲调表现千变万化的情感，就是长久生活在陇东地区的外地人也会受此影响，无意识地用陇东民歌表现自己的情感，如瓜客和秦英分别时，巴陇锋在《情何以堪》一章再次改编了《推炒面》：

例6：望着秦英和月亮，瓜客深情唱起陇东民歌——

鸡叫头餐呀么嗬嗨，鸡叫二餐呀么嗬嗨，月亮起来推炒面…… [4]

中国是礼仪大邦，注重人际交往的方式，歌唱是其中一种富有地域特色、民族特色的方式，若能使用恰当，必能将音乐的作用发挥彻底，触动对方心灵，从而达到交际目的。巴陇锋紧紧抓住这一点，让瓜客唱出了这首他改编的曲调悠久、内容切合情景的《推炒面》。此时，若秦英没有叛变，《推炒面》将给她带来在敌方继续战斗下的精神支持；若秦英已经叛变，《推炒面》这种深入骨髓的体现中华儿女传统生活理念的呼唤必将给她带来精神上的巨大震撼，从而反省自己行为，不再继续出卖国家利益。

正是由于《推炒面》的这种艺术价值，巴陇锋在书中根据故事情节的需要对其内容进行了多次改编。这种改编一是体现了作者具有深厚的三秦文化底蕴，二是渲染了《推炒面》的艺术感染力，为他在《诡异色诱》一章中呈现红色革命歌曲《军民大生产》的历史发展脉络、内容及别称等作出了铺垫：

例7：“你唱的是啥歌？怎么和《推炒面》这么像？”

“《边区十唱》，来自陇东的《推炒面》，是张寒晖改编过来的！”[4]

《军民大生产》又称《边区十唱》、《国民大生产》及《解放区十唱》等，为张寒晖于1945年利用《推炒面》的曲调填词而成。在明快、热情、极富艺术感染力的曲调中，张寒晖将陕甘宁边区人民积极投入开荒生产的热情用陇东民歌《推炒面》的曲调进行了完美的展示。巴陇锋这种在悬疑情感抗战故事中不忘展示革命歌曲发展历史的艺术情操，一反以往抗战悬疑小说强化故事情节塑造、弱化文化因素的做法，为《云横秦岭》注入了浓厚的文化因子，为人物形象的塑造、话语的审美架构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底蕴。

陇东民歌的曲调以不变应万变，只要唱者愿意，任何内容都可以用陇东民歌的曲调进行歌唱。在《陇东指示》一章中，巴陇锋将民谣“八百里秦川，比不上董志塬的一个边边”进行改编，借由放羊娃之口进行了呈现。

例8：八百里秦川，比不上一个董志塬边。[4]

放羊娃口中的这句唱词，是流行于陇东地区的俗语，用来形容董志塬人民的豪迈自信、富裕厚道的品格。巴陇锋提及它，主要是体现主人公秦岭在困难的环境中坚持斗争、保卫三秦大地的信心。

在呈现陇东民歌的同时，巴陇锋也展现了民众所熟悉的关中歌谣。《惊情刺杀》一章中，土匪在玩踢方游戏时所唱的歌谣展现了三秦儿女苦中作乐的精神。

例9：老鸹老鸹一溜溜，张家坟里炒豆豆。

你一碗，我一碗，把你吃死我不管！[4]

在游戏中配以歌谣，各地多见，其游戏主体多为儿童。巴陇锋让身处战争环境下的土匪能够如儿童般玩踢方并吟唱歌谣，绝对不是为了展现这些土匪的无所事事，而是为了衬托三秦儿女的豪爽性格，即只要生活在三秦大地上，人就天生具备一种乐观精神，无论身处何地、以何种身份存世，都无法抹煞其骨子中的三秦精神。

三、碗碗腔

碗碗腔是巴陇锋《云横秦岭》中的另一种比较有特色的艺术唱腔。它历史悠久，根植于皮影戏，清代富察敦崇指出：“陕西皮影戏历史悠久，西安则是中国皮影的发源地。近代陕西皮影流派极多，粗略言之，东路有碗碗腔皮影，南路有道情皮影，西路有弦板腔皮影，北路有阿宫腔皮影。四路影戏，尤以碗碗腔、老腔皮影最为古朴，据民间传说，自明以来，即在西安的二华（华县、华阴）潼关地区流行。”[7]显然，与秦腔相比，碗碗腔的地域较窄，因其唱腔和具体表现形式不同，有孝义碗碗腔、曲沃碗碗腔、华县碗碗腔、东府碗碗腔等几种。巴陇锋《云横秦岭》中的抗战故事主要发生在西安，涉及的则为流行于陕西一代的东府碗碗腔：

例10：秦岭边爬楼梯边应付着：“哦，我道是啥？‘碗碗腔’助兴，那嘹咋咧！”

二楼，五尺长两尺多宽的亮子上，正上映着皮影戏。二十几张桌子、一百多座位全坐满了皮影影迷，茶水的雾气和旱烟的烟雾弥漫整个茶间。秦岭左右张望，却找不到一席座位，他并不介意地站在窗子前，和周围人攀谈起来：“啥戏？”[4]

碗碗腔的唱腔细腻、清逸，使听者能够融入其中，忘却世间烦恼。这也是在抗战时期，人们仍能聚集一处欣赏它、将情感寄托于它的原因。碗碗腔不是一成不变的艺术形式，赵文敏指出“从最初形成到民国时期，碗碗腔一直是皮影戏的一种唱腔而已，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碗碗腔开始出现了舞台演出形式，碗碗腔从此不再依托皮影，开始独立存在”[8]。巴陇锋《云横秦岭》对碗碗腔的这种发展历程也有所体现，巴陇锋对关陇地区的艺术形式演变历史非常熟悉，故能注意到这种艺术形式的历史阶段特征。

例11：独具东府风情的碗碗腔沁人心脾，让陇东人彻底陶醉了。乃至于“十五红”演唱结束后，人们忘记了鼓掌。主持人见冷场，忙道：“这些冷货，还不拍手！”人们这才反应过来，随即爆发出雷鸣般掌声。主持人适时走上舞台，道：“今晚，西安易俗社皮影班的折子戏，迷倒了咱山城人。来而不往非礼也！现在，由仙城堡著名的戏班子来助兴演出环县道情——《猪八戒背媳妇》。欢迎！”[4]

东府碗碗腔又称东路碗碗腔，它的“唱腔细腻幽雅、婉转缠绵，戏眼手法颇富新意”[9]。战争时期的斗争方式很多，舒缓紧张气氛、鼓舞人心的方式也有很多，但能够让不同层面尤其是文化知识水平不高的大众都能接受的方式莫过于为该地域人民所熟悉喜欢的艺术形式。碗碗腔恰好符合这一特征，所以作者在书中多次提及碗碗腔演出时的火爆，来渲染碗碗腔的这种作用。

《云横秦岭》中不但提及到了碗碗腔在当时的受欢迎程度，也通过作者巴陇锋的对碗碗腔《桃园借水》的改编向我们再次传递了碗碗腔的艺术张力：

例12：板胡响起，各种乐器应和着，《桃园借水》的曲子飘出。十五红：“（白）春日正好，可故人何在，面对柴扉，我不免心怀不畅！啊呸！（唱）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掌声早淹没了唱腔。周新波和正雄次郎颔首、唏嘘，叹为观止。正雄次郎道：“太奇妙啦！不可思议！”[4]

巴陇锋在《云横秦岭》中不仅仅只是描写秦腔、陇东民歌、碗碗腔等富有关陇地区特色的艺术形式，对极富时代特征、对革命作出独特贡献的歌曲如《松花江上》的创作历史、作用等都进行了极好的展示。巴陇锋在紧张、激烈的民族矛盾冲突中，将《松花江上》的创作者张寒晖创作时的身份、创作伊始的社会传唱情况及影响进行了清晰的厘清，用故事的形式宣扬了艺术在战争中的作用。

巴陇锋《云横秦岭》中的艺术形式，让我们深思，时代发生变化，人们的思维深度、广度必然发生变化，体现在文学创作中则是表现形式的变化。如何使一种被众多作家创作过、民众都熟悉的题材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不是情节越悬疑、情感戏越丰富就能解决的问题。信息化社会的加速，虽然使物化形式的传统地域、民俗文化等特征逐渐削弱。但中华民族的“寻根访祖”等精神内涵注定民众舍弃不了自己的民俗文化、艺术传统，它们定会在民众内心从淡化逐渐走向强化，体现在文学创作中，则是作家越来越重视富有地域特色的艺术形式、民俗文化，并将其以契合时代特征的内容和形式在文本中呈现，既为文学作品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又为在文献中保存它们提供了机会。

参考文献：

[1]房福贤.战时中国抗日小说简论[J].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04）：25.

[2]新华日报， 1938年3月27日。

[3]王匆.略论陕西民俗文化[J].理论建设，2007（06）：76.

[4]巴陇锋.云横秦岭[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53，53，321，74，74，414，489，74，75，42，70，50.

[5]焦文彬，闫敏学.中国秦腔[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105.

[6]郑玉林.陇东民歌的特征分析[D].西北师范大学，2010.8.

[7]（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94.

[8]（赵文敏.浅论碗碗腔[J].新西部，2012（17）：31.

[9]马雅琴.论陕西东路碗碗腔皮影戏的“戏眼”艺术价值[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2（01）：82.

作者介绍：王美雨，女，临沂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现已在西非几内亚科纳克里大学孔子学院任教两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