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上了那日苏老师的课，非常有启发。在他的激情感染下，趁热写下一些感想。以在这个激情匮乏的环境下提醒自己，保持良好的状态。

       受到风暴的冲击，一小群山雀脱离了岛上的大部队，来到一片新的大陆，与原来的种群失去了基因交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小群山雀演化成了与此前完全不同的物种。从地理隔离到生殖隔离，这就是大自然创造新物种的过程，也是大自然的创新智慧。隔离在此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从大自然那儿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包括如何创新。创新也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产生新想法的第一步，就像那脱离鸟群的山雀，按照自己的思路走下去，看看能够走多远，不要急于跟"大众数据库"交流。这样便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隔离。随着思考的深入，你的个性，包括从禀赋和经历(知识结构)两方面所构成的个性，逐步渗透到思考的成果中，凝聚成非常独特的东西。等到了一定的成熟度，便可以拿出来，与原来的种群比一比，是不是更新或更好。这个时候，才需要开始进行交流，即查看别人的论文和成果，取长补短，最终形成"杂交优势"，让自己的成果更加健壮。若没有经历足够长的时间，形成充分的隔离，永远都只能停留在“大众水平”，培育不出新的东西。霍兰说过，他喜欢独自静静地思考，等有了一些成效，喜欢与人辩论。这其实是一种很好的“隔离”+“交互”的模式。 这种模式的两个阶段可以多次交替进行。

       只要你的思考尚有明显的进展，就不要去看别人的东西。一方面，你可以看看趁着这股势能走多远；另一方面，这样的经历可以让你在此后的文献阅读过程中更加容易理解和批判别人的研究。(其原理就是我前几天提到的"吸收能力"的养成。)

       关于“沿着一条思路，看看能走多远”理念的重要性，可以借助牛顿的机械世界观加以说明。机械世界观把世界想象成一个大钟表。现在来看，肯定是不对的。可按照这种思维一直走下去，带来了巨量成果。不仅包括经典力学，连热、电、磁、光等早期理论都是建立在“粒子”与“力”这样的经典概念上。“热”是粒子的运动；“电”是电流体的运动；“磁”是磁流体的作用表现；“光”是光粒子的运动。当时还没有引入“场论”和量子物理，但也发展出大量有用的理论。这一切都是基于现在认为是错误的机械观的背景下产生的。当然，从牛顿机械主义的诞生到被相对论颠覆，这一路走了200多年。

       如果有好几条思路可以选，不妨先选定一条看看能够有多远，而不是在几条思路间抓狂打转。当然，大部分人是没有思路的，也不知道如何go further——顺着一条思路，不断向自己发问，再解答，接着提问，接着解答……这需要真正的研究能力，既包括提出“正确问题”的能力，也包括解决问题的能力。 “提出正确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仅要求研究者对还未成形、但隐约存在的问题有足够的敏感性，而且要能够把敏感神经察觉到的琐碎的、余赘的、繁杂的东西抽丝剥茧，以最简洁直白的语言，提炼成干净清爽的“问题”。这方面对研究能力的要求往往比解答问题还要高的多。因为问题的解答可能有各种逼近或者测试的方法，但能够提出一个干净正确的“问题”需要的不仅仅是技术上的东西。如果一个人能够连续提问、回答、再提问、再回答……环环相扣，顺理成章，那毋庸置疑，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合格的研究者。

        那日苏老师是科学哲学博士，对这方面有发言权。他认为一篇博士论文应该体现创造性思维。而创造性思维体现在对一个领域内的原理进行颠覆、修正、补充方面。如果这个原理是基本原理，那将引起一场科学革命。对于科学哲学研究而言，有个重要的目标，就是判断科学是否进步。那老师对一篇垃圾论文的定义就是：没有创造性思维的论文。显然，垃圾论文对科学的进步没有推动作用，还可能有负面作用。对于他的这个定义，我非常认可。

    我一直对原理尤其是基本原理非常感兴趣，因为它非常简单，却蕴含着大智慧。整个理论大厦都是建立在由这几条简单原理搭成的框架之上的。对原理的研究，我认为有个显著的特征，就是“思考量大于知识量”。在研究原理的过程中，研究者更多的精力是花在思考，而不是搜罗旧知识上。过于繁复的知识反而不利于在思考原理性问题时保持清晰的思维。

       探寻事物的基本原理，就好像为二维平面找到一组基向量。这个平面内所有的向量均可以由这组基向量表示。毫无疑问，最干净整洁的基向量就是平行于两条相互垂直的坐标轴的单位向量。有了这组向量，我可以变换出任何你要的向量。这个过程在公元前就有人做了。不得不说，这是一件神奇的事，为人类的科学理论构建提供了榜样——欧几里得几何。

      欧几里得通过总结、梳理过去的几何成果，将所有的知识建立在简单五条公设之上，其他的知识均由此五条公设推导而出。爱因斯坦说过，如果看到欧氏几何而不为之惊叹，那你一定不会成为一个好科学家。后来牛顿也做了类似的事情，把从亚里士多德到伽俐略的物理成果，进行归纳梳理，归结成为三条简单的定律。而所有的经典力学问题，都可以用由这三条定律衍生出来的知识加以解决。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也是对牛顿的物理学基本原理进行拷问、批判而建立的。

       说起来简单，但对基本问题的思考，需要的是非常强大的头脑，需要前面提到的合格研究者的能力。既要对潜在的、未成形的问题有足够的敏感性，又要对这种感性体验进行剪枝、加工、提炼，形成干净整洁的“正确问题”。当提出一个精致的问题，并复以巧妙的解答，又继续由简到繁、从特殊到一般推而广之的时候，会发现一些相当反直觉的东西。这也就是研究的乐趣所在。一个合格的研究者，就是能够主导此过程，并从中获得乐趣的人。

       其实在这样的过程中享受乐趣与发表足够数量的优质论文并不矛盾。虽然我因刚入此门，还未从这种非世俗化、非功利化的态度中收获功利化的收益。但是从我的经历来看，凡在这个圈内的，不论是著作等身的老师，还是初出茅庐的研究生，无不对这类“有趣”的结果表现出更强的兴趣。如果他们是审稿人，他们应该不会拒绝这种趣味。

      真正有趣的成果，一定属于真正有趣的人。而一个真正有趣的人，一定不是完全世俗化和功利化的。 发现有趣的东西需要灵感，而灵感往往是伴随着激情、热爱、痴迷产生，因为大脑必须处于一种“激荡”的状态，才会分泌出灵感。这种珍贵的东西，推动人类发展的东西，是不会产生于功利化的cool head中的。

     说到底，研究者就是靠创造力生存的物种。此物种有个特征，我想以企业家特征作为类比，因为他们都是依赖创新存活的物种，具有诸多的共性。而企业家的特征在与商人的比较中尤其突出。企业家与商人最大的不同就是商人靠利润赚钱，而企业家靠创造价值赚钱。对于商人而言，倒买倒卖，追逐利润即可存活。但对于企业家，不论何时都要考虑提高自己的价值，只有不停创新，忘记赚钱，才能让钱成为副产品，在不经意间流进口袋。这里又要引用最具学者气质的企业家冯仑的那句话：心离钱远了，口袋就离钱近了。当然，企业家可以随时转变为商人，我们多元化的社会完全可以吸纳各种人才。但如果你想在研究领域从创造者转变为“商人”，那好的成果自然也就离你远了……而做论文也由此变成了一件极其苦逼的事儿，毕竟你在用一种非创造性的态度做一件极其需要创造力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