橘柚树的花香不再钻人鼻孔，惹得人在甜香中昏昏欲睡的时候，蔷薇花、夹竹桃花火起来了，暮春的阳光明艳艳，照得人身上有些微烫，让人找到了夏天的影子。
我和同事避开车辆的噪音，避开头顶有些辣味的阳光，正要踏上通往湿地公园的小径，因为那里树木繁盛，小径淹没于树荫里。忽然，一辆电动车从眼前开过，一个熟悉的身影从眼前闪过：一位二十来岁的大男孩歪着身子坐在电动车后座上，开车的是一位四五十岁的妇人。那是我教了六年的学生，他依然不能独自骑车，依然需要倚靠母亲啊……
十八年前，我从乡下考到城里小学—宜春六小。这是一座精致的小学，依着一座青山，山上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寺庙；傍着一条江，说是江，充其量不过是一条小河，也许很多年以前的本地人没见过水茫茫、天茫茫的大江大河。小河景致秀丽，河面架着各种造型的桥，两岸建有掩映在绿树中的玲珑的亭台。学校在河的南岸，出校门不过百步远，一眼就能看见那条叫秀江的河，站在岸边，几乎能看清对岸行人的鼻眼了。
学校将我安排在一年级，教语文兼班主任。我的教室的班牌上写着：一四班。学生名字被我用毛笔端端正正地写在一大张鲜红色的长方形纸上。这张纸红纸黑字，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六十八名孩子的名：杨瑶涵 易卫民 王淑琳 黄诗樱……偌大一张红艳艳的纸贴在教室门口的墙上，好喜庆的样子。
家长们带着他们的孩子来报名，我在那儿登记着。家长们都很郑重，因为那是他们唯一的孩子首次入学。孩子们一一进入教室。忽然，一位微胖，脸微微有些黑的妇人牵着她的儿子来到我跟前，她把孩子的户口簿等资料递给我，我工工整整地记下他的名字：易卫民。写完，我抬头看了看这孩子：他的左腿是弯曲的，走起路来必须由右腿用大力气带着走，就像大娃带小娃，每走一步，孩子都要比正常的孩子费力。“老师，我这孩子是……”家长嗫嚅着想告诉我孩子的情况。“我知道了，没关系，请让我带宝贝进教室，你们回家吧。放心，这儿有我呢！”我打断了家长，微笑着说。
妇人离去了，一步三回头，九月的阳光有些辣味，晒得妇人的头顶泛着刺眼的光。
我牵着易卫民进了教室，把他安排在座位上。
我的举动让小朋友的眼睛瞪得大大的，有几双眼睛里是满满的羡慕。我的心放下了，因为这样的孩子在我的童年时光里不好过……
七十年代末期，我读一年级，在一座江边小城就读。我的同桌和我一样属于高个子，一位长得白白净净的女孩。我和她很是要好，都是老老实实的小女孩。
下课了，我独自出去玩了一会儿，返回教室的时候，竟然发现，教室的后面许多孩子围在一起。我想去看个究竟，上课铃响了，那座男孩围成的人墙散了。男孩们有些不情愿似的回到位子上，而从地上有一个人缓缓站了起来。她是我同桌，她回到位子上，我惊讶地望着她，小小的我不知道安慰她。她只是平静地说：“我有病，猪毛疯……”我同情地望着她，并听着她淡定地描述自己的病情，好像大人一样镇定。我听着听着，心揪起来，但已经懵懵懂懂地知道了这种病犯了会倒在地上，会吐白沫。我没有看见她嘴角有什么，可能是她悄悄地擦去了。
以后的日子里，她常常倒在地上，被小男孩小女孩压着，叠罗汉一般，反正最底下却总是她。不知道老师是否知道这件事，反正我的同桌每次都是精疲力尽地从地上爬起来回到位子上，我只是站得远远的，用同情的目光望着她，眼角全是泪。我在心里恨自己的懦弱，不能保护自己的好朋友。至今我都不明白，我们怎么没有去将这件事告诉老师，况且我的老师是慈和的人。
三十年后的我，再遇这样与其他孩子不一样的小朋友。我不想让悲剧重演，所以我要伸出我的手，牵着他走在教室里，走在集体去看电影的路上，走在去春游的路上，走在运动会开幕式的队伍的最前面。就这样，一牵就牵了三年，四年级之后，他不需要我牵了，他不好意思再让我牵手了，于是他一拐一瘸地走着，右腿带着左腿走，就像大娃带小娃。直到毕业，没有一个孩子会用歧视的眼光注视他，易卫民脸上是满满的自信，好像他与其他孩子是一样的。
易卫民和他妈妈早就消失在这初夏的阳光里。我们走在湿地公园的小径上，地上落英缤纷，日影斑驳，就像时光的脚印，散发着光阴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