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学术生涯的外部环境

韦伯以德国和美国作对比，含蓄地批评了美国教授制度的功利化。在德国，学者、讲师享有稳定的保障，而美国的气氛则更商业化，年轻讲师要承担更繁重的工作，却同时为会不会被开除而相互竞争，提心吊胆。

稳定明显会带给学者更优越的学术环境。如果一个学者整天花的时间不在学术研究上，而在于如何保职，如何谋生，甚至不得不去勾心斗角，那么不需多想这个学者也不会有多少纯粹的伟大成就和创造性构想。

对于学者制度，另一个重要问题在于，是否评判升职的标准是具有真正的才学。当前的情况，按韦伯所言，更有分量的砝码落在了机遇上，有良心的天才学者，要么怜悯和羞惭于有许多优于自己的同行仍屈居自己之下得不到提拔，仍在低学术地位、低科研环境的泥沼中挣扎；要么他们自己就处在学术底层，不去回忆关于那些聘任的事，同时怀着真诚的愿望，要让纯粹的客观标准起决定作用。

这种体制提拔学者，依据的是他的教学状况。然而“教学技巧乃是一种个人天赋，它并非一定会与学者的学术素质相吻合”。

这样下来，难道从事学术真的成了一场“鲁莽的赌博”吗？

2、学术工作中的机遇和灵感

首先为学必须要有完全的付出巨大代价的投入，但是这种投入却无法保证灵感可以眷顾自己。我们轻易可以有热情，但无法轻易捕捉灵感。我们轻易可以工作，但无法轻易做出“一生只有那么一次”的空前绝后的创造。终其一生我们很可能在“你生之前悠悠千载已逝，未来还会有千年沉寂的期待”的泥潭中挣扎。

韦伯认为“个性是只有那些完全服膺于他的学科要求的人才具备的，不惟如此，我们不知道有哪位伟大的艺术家，他除了献身于自己的工作，完全献身于自己的工作，还会做别的事情。”韦伯心中的个性更趋向于默默无闻的致力而不是带有希望功成名就的功利性目的的致力。

对艺术与科学完美性的区分，韦伯认为，“真正‘完美’的艺术品是绝对无法超越的，也绝对不会过时的。个人或许会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评判其重要性，但任何人也不能说，一件从艺术角度看包含着真正‘完美性’的艺术品，会因另一件同样‘完美’的作品而相形见绌。”

而科学，则“请求被人超越，请求相形见绌”。

3、理智化的过程

原始人知道自己工具的所有细节，对它们的产生，用途了如指掌，而现代人无法做到。但“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这就是理智化的表现。因为知识爆炸的今天，一个文明人永远无法企及知识的巅峰，他只能感觉活得累，因为巅峰处在无限之中。

“柏拉图《理想国》第七卷开头：那些被铁链锁着的岩洞里的人，他们面向身前的岩壁，身后是他们无法看到的光源，他们只注视着光线透在岩石上的影子，并试图发现这些影子之间的关系。直到有个人挣脱了脚镣，回身看到了太阳。他在目眩中四处摸索，结结巴巴地讲出了他的所见。别人都说他疯了。但他逐渐适应了注视光明，此后他的任务便是爬回岩洞的囚徒那儿，率领他们回到光明之中。这是一位哲人，太阳则代表着科学真理，才不理会幻觉和影子，努力达到真正的存在。”

观念和理性实验因此相继诞生。

4、科学不涉及终极关怀

人们期望自然科学或者是任何东西是“有意义”的，是“有用的”，但这实在是难以证明。科学如医学等，考究更多的是如何做，而不是为什么去做。“它们既不告诉我们，这些文化现象过去和现在有无存在的价值，更不会回答一个更深入的问题：是否值得花费工夫去了解这些现象。他们所预设的前提是，存在着这样的关切，希望透过这些过程，参与文明人的共同体。”

5、学术与政治

很明显党派政治不属于课堂，我对一些在课堂上灌输政治立场的做法向来不屑。正如韦伯所言：“讲台不是先知和煽动家应呆的地方。对先知和煽动家应该这样说：‘到街上去向公众演说吧！’”

6、价值的多元性

“有些事情虽然不美，不神圣，不善，却可以为真，此乃一项常识。”宗教诉求与价值在我眼中是那样的深奥，也许从前总是有误解，认为牛顿晚年对神学的研究是错误的、愚昧的、落后，但实际上，宗教在西方与科学总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7、教师不应是领袖

韦伯的语气中几乎不会让我感到任何讽刺的味道，他总是谦逊而公允，但在下面这段话里我却感到了很隐秘的不屑与鄙夷：

“如果他感到，他的职责是介入世界观和政治意见的斗争，他大可以到外面去，到生活的市场上去这样做，在报章上、集会上，或无论他喜欢的什么地方。但是，在听众可能有不同看法，却被责令保持沉默的地方，让他来炫耀自己信仰的勇气，这未免太容易些了？”

可以知道，这种教师不过是那种自卑的惧怕反驳的胆小鬼，不过是拿软柿子捏的欺负学生的人。他们放射的不是光明磊落的学术权威，而是猥鄙的学术淫威。

2014年4月16日

华南理工大学南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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