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治平四年，1067年1月25日，宋朝第六位皇帝赵顼继位。继位当天，不乏各种皇家祭祀礼仪，好在宋神宗应该是比较熟悉各种礼仪的皇帝，他在继位前，对衣冠与行礼上面就非常的注意，即使是在炎热的夏天，他都坚决不使用扇子。赵顼似乎以早就训练过的姿态，接受百官朝贺。
继位后的第三天，掌管全国财政的三司使韩绛就上奏：“百年之积，惟存空薄”。“空薄”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从宋太祖时期的20万军队扩张到100多万造成的。宋仁宗年间，三司使就算过一笔账，军费开支竟多达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五。而另外一个原因是每年都要向“西夏、大辽”缴纳数以万计的“岁币”以求一时的“国泰民安”。这一时的安逸也造就了国家长期的“积贫积弱”。
宋朝是在当时最为先进、最为文明的国家，文化、经济都居世界前列。当时的西夏、辽不仅政局时有内乱，且经济落后，每年的宋朝“岁币”根本就是财政收入的重要一环。同时我们的宋朝拥有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军队，人数多达100多万（仁宗时期达到120多万），但我朝军事对于边境少数民族政权的战况往往都是败多胜少，这是非常让人费解的。
宋朝自太祖规定，无论是驻屯京城的禁军，还是驻在外地的禁军，都必须定期调动。京城驻军要轮流到外地或边境戍守，有的还要调到产粮的地方去种粮，但军官不随兵调动。设立制度的目的，既保证军官无法在军队中建立自己的声望而和朝廷对抗，又保证了粮食的产量。这种制度的颁布，问题就接踵而来。军队没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军官集团做日常指挥作战训练，其战斗水平会不断衰退，这种情况对于宋朝喜欢安置流民充填军队来说尤为更甚。士兵的轮番调动，不仅造成无谓的经济损失，还会造成气候水土不服造成的人员流失。
以上情况，让宋朝的军事实力几乎与民兵相差无几。跟随着制定“更戊法”而来的是文化思潮。太祖赵匡胤曾鼓励读书不多的文臣武将多读书，其实鼓励多读书没有什么不好，但不把学识和军事相结合就会引出重文轻武和缺乏战争正确指挥的弊端。我们经常会看到往往是前线打得十万火急，朝廷看似激烈讨论却拿不出一个像样的规划。激烈抗争也不过是呈匹夫之勇，应当割让退守，保一方平安。这种缺点在后来的北宋灭亡的“靖康之乱”中暴露无遗，然而这样一件灭国的事件在后来的南宋政权上依旧没有引起重视。
宋朝武官地位不高，军官在实际作战指挥上面，是要听随军文官的，有时为了防止文官专权，还要拍太监监军，这就变成了本该一手指挥军事行动的武官不仅要听文官还要听太监这样的滑稽现象。1041年2月，西夏率军十万南下攻宋，当时有足智多谋的范仲淹在，西夏才不敢轻举妄动。这也是少数现象，大部分时间很少有文官在军事上具备运筹帷幄的谋略。这种刻意的贬低，也让这个王朝难培养出优秀将领，因为没有前途。
所以总结以上情况，无论宋朝军队达到空前规模，依旧是想要靠人海战术取得胜利的外行人应对一群职业化的少数民族军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