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架是人与生俱来的行为，自小听说的著名人物不少都有打架有关。比如刘备像小鸡一样一手捏着关羽、一手捏着张飞让他们握手言和，最后如愿成了两人的哥哥。还有太史慈跟孙策单挑的时候，两人的随从都骑着马在安全距离之外好言相劝，太史慈见孙策把自己的宝马给刺中了，心想：哟嚯，这小伙枪使得蛮好的呀，然后做了孙策的大将军并立下汗马功劳。英国的狮心王理查和萨拉丁故事也挺有趣，狮心王理查把萨拉丁打得节节败退，就在这个时候，两个人同时生病了，很可能是打架的时候两人靠的太近，呼吸道传染病就传染给了对方。接着萨拉丁居然把自己的医生派过来把狮心王理查的病也给治愈，“同病相怜”的狮心王理查很是感动，于是他让卡萨丁做了自己的小舅子，哦不——萨拉丁。

可他们的故事于我而言是如此的遥远，相比之下，我小时候打架的画面在脑海里越发生动，我的记忆兢兢业业地工作起来，蒙尘的往事浮现在我眼前，这一切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下午。

那时我还未上学，回家的路上有一对双胞胎对着我直喊“愣头”，并趾高气扬地朝我丢石头。那天我心情不好，因为掉了几毛钱，于是我追过去准备教育教育他们。那俩人见状连忙像小鸡一样跑进家里，他们得意地在屋里窃笑，拍了拍墙壁对我说，“愣头，来打我们呀，这里是我们家。”

我在屋外捡了几块石头往里砸，心想要把他们家的玻璃给砸破。可过了会一个小子哇哇地哭了，我大感不妙，循声望去似乎还能看见他口腔内的悬雍垂，他被我的“流弹”误伤了。没过多久，我被他们的母亲揪着去了我家，那时候阿姨也在，她走过去摸了摸那小子头上的包，然后对女人连连道歉，并煞有介事地保证等下要打我一顿。等她们打道回府，阿姨换上祖母那样慈祥的面孔对我笑，“两个小麻头这么狂的，就要打死他们，阿姨跟你说，下次遇到有人欺负你，你就用拳头打死他。”就是那个时候，对我充满溺爱的阿姨教会了我遇到欺侮要懂得反抗。

二年级的时候，班主任是个江西人，总是对我们说“你们是一群猪，普通话都讲不标准”，其实这也怪不得我们，我们从小就说满是浊音的吴越方言，根本不懂平、翘舌音之分。当我举手对他说“老斯，我要桑厕所”的时候，这个男人逼我把舌头捋直了再去，后来我干脆所有的话都卷舌，“老实，我要上车说。”引得哄堂大笑。没过多久，黄超转到了我们班，他也是江西人，父母在我们村的磁钢厂上班。他是班主任的“江西老表”，所以那个男人总是上课的时候表扬他红领巾系得很整齐——这完全是没话找话没表扬找表扬。我很不服气。有一次我没搞清楚状况，去找黄超的麻烦，他用江西话骂了我一句“搓打门娘咯”。

我问他这是啥意思。他说：“操你妈”。于是我气不打一处来，冲过去就想给他一巴掌，可我早埋头顾影地发现他比我高半个头，于是朝他啐了一口。唾沫吐在了黄超的衣服上，他还闻了一下，脸上是那样痛苦的表情。他冲过来将我推到，然后骑在我的身上。而我则像拧电风扇开关一样拧着他的耳朵，嘴上不甘示弱地反问他：“还打不打？啊？还打不打？”并随时准备把他的耳朵拧到“三档”的位置。后来五年级的国庆哥哥来了，他把黄超拉开指着他的红领巾说：“少先队员怎么还打架的啦？你知道自己是少先队员吗？”国庆哥哥是我的本家，他让黄超给我道了歉之后拍了拍我身上的灰。我志得意满地回到教室，坐在座位上颇有顾盼自雄的倜傥劲。

高一的那年夏天，当我第一眼看到嘉伟的时候，我以为他得了肺气肿，他有着婴儿一样圆鼓鼓的小肚子。他总是上课的时候用一把枪的手势对我“BiuBiu”地射击，这让我觉得他简直是有毛病。有一次他走到我课桌边，我认为他影响了我做一道“加速度”物理试题，我让他“滚”。他用玩笑的口吻对我说，你要是再这么凶巴巴的我把水倒你桌上。后来，他果然用水弄湿了我的课本，当然他也吃了两个耳光。耳光的味道不怎么样，他坐在座位上的时候，是那样一副委屈的表情。后来高二的时候，我跟他成了最要好的朋友，我发现他单纯得不像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年轻人。那时候我们不仅仅是要好的朋友，我简直就把他当弟弟看待，还说以后要赚钱给他花。我真后悔高一的时候打了他。我们串通一气地逃课、看课外书、捉弄同学，体育课的时候还会一起装肚子疼，那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我一生当中最快乐的时光之一，我只是在他的注视下做着单杠引体向上。

当我汇入社会的河流，我的眼界更开阔了，学校之外有城市，城市之外有国家，国家之外有世界。有人的地方就会打架，有团伙的地方就有战争。当我看到《大兵瑞恩》《敦刻尔克》之类的战争片时总是想，不化解仇恨就只有相互中伤同归于尽，只有化解宿仇，一切才有希望。

从小处来说，我认为因口角之争而大打出手的人，简直就是蠢蛋。如今，我每次看到有两个男人打架，脑海中就会浮现出这样一幅景象：在广阔无垠的海边，两只公狮子为了得到交配权而互相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