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帮助员工梳理的同时，其实也是在不断推动自己想清楚，我也真的越来越清楚自己的职业驱动力，也就是Why to do。这一点对我的帮助很大，让我在日后的每一次职场变革与选择中，相对清晰地知道自己何去何从。在职场的起起伏伏中，迅速帮助自己回归当下，回归初心，也包括如何平衡家庭与工作。
而我的Why to do，很简单：
1.收入；
2.成长。
收入也就是财富积累，对于一贫如洗来到上海这个大城市的我，不管是为了家庭还是自己，都需要豁出去做财富积累，这是我在这里赖以生存的基础。而我能豁出去的只有自己，所以我的每一份职场选择都需要对收入有帮助，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受益。
成长其实是收入的基础，没有不断成长，就没有不断提升的个人竞争力，也就失去了职业安全感，更谈不上收入增加。所以我的每一份职场选择都需要对成长有帮助，这点至关重要。
我们国家的教育更侧重How to do,很多人对于想清楚Why to do是比较陌生的。所以想清楚已经跑赢了很多人，反而是有红利的，能坚定自己要走的路，心无旁骛，尝到甜头。
我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出发，但2008年的自己，并不知道管理上自己需要做些什么，也不是那么清晰地知道该做些什么？
2008年3月21-22日，我带着这样的困惑参加了徐子远老师的《新任主管管理技巧》公开课，那是我第一次作为一个嗷嗷待哺的学员在听课。
这门课在我听了至少不下3次，后来有了多年的管理经验后，我才意识到，第一次真的只是字面上理解了，每一个字都听得懂，也都认识，但实践上还是茫然失措。
但即使这样，这门课程依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了管理思维的种子。课堂中讲到了制度管人，人管事。那么什么样的制度是好制度？
徐老师举了一个例子，绝对是制度案例的经典：
18世纪末期，英国政府决定把犯了罪的英国人统统发配到澳洲去。
一些私人船主承包从英国往澳洲大规模地运送犯人的工作。
英国政府实行的办法是以上船的犯人数支付船主费用。当时那些运送犯人的船只大多是一些破旧的货船改装的，船上设备简陋，没有什么医疗药品，更没有医生，船主为了谋取暴利，尽可能的多装人，使船上条件十分恶劣。
一旦船只离开了岸，船主按人数拿到了政府的钱，对于这些人能否能远涉重洋活着到达澳洲就不管不问了。有些船主为了降低费用，甚至故意断水断食。3年以后，英国政府发现，运往澳洲的犯人在船上的死亡率达12%，其中最严重的一艘船上424个犯人死了158个，死亡率高达37%。英国政府费了大笔资金，却没能达到大批移民的目的。
英国政府想了很多办法。每一艘船上都派一名政府官员监督，再派一名医生负责犯人和医疗卫生，同时对犯人在船上的生活标准做了硬性的规定。但是，死亡率不仅没有降下来，有的船上的监督官员和医生竟然也不明不白地死了。原来一些船主为了贪图暴利，贿赂官员，如果官员不同流合污就被扔到大海里喂鱼了。政府支出了监督费用，却照常死人。
政府又采取新办法，把船主召集起来进行教育培训，教育他们要珍惜生命，要理解去澳洲去开发是为了英国的长远大计，不要把金钱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但是情况情况依然没有好转，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
一位英国议员认为是那些私人船主钻了制度的空子。而制度的缺陷在于政府给予船主报酬是以上船人数来计算的。他提出从改变制度开始：政府以到澳洲上岸的人数为准计算报酬，不论你在英国上船装多少人，到了海湾上岸的时候再清点人数支付报酬。
问题迎刃而解。船主主动请医生跟船，在船上准备药品，改善生活，尽可能性地让每一个上船的人都健康地到达澳洲。一个人就意味着一份收入。
自从实行上岸计数的办法以后，船上的死亡率降到了1%以下。有些运载几百人的船只经过几个月的航行竟然没有一个人死亡。
徐老师用这个例子说明：好的制度简单有效。
这个案例与总结对我的触动太大了，贯穿了我的整个管理生涯，帮助我去思考，什么样的制度可以简单有效。
这一课让我受益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