浑浑噩噩一生也罢，轰轰烈烈一时也罢，光宗耀祖一世也罢，人生这一遭，我们遇见无数的人，或亲近，或陌生，或匆匆一别，可能从此永别。太匆匆，来不及纪念，权且在你们离去时，活跃于我的纸上。
在老家，称呼爷爷和外公大多为“大嗲”，称呼奶奶和外婆则为“细嗲”，而如果老人失其偶则任意称为“嗲嗲”。所以，在离开家乡后，每当从他人言语中获取有关于外公外婆的事迹时，总要在脑袋中进行转换，而后才能代入。我的外公外婆生于三十年代，卒于九十年代，识字不多，任劳任怨，在度过了碌碌无为的一生之后被疾病带离人间。
记忆中的外公，面容已模糊，唯一记得的是矮小的身材，所生子女也如他般。年少时，参过军，打过鬼子，斗过地主，而后分得了土地，赶走了兄弟，过起了苦日子。外公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我和母亲去到外公家，唯一的言语大概就是，“金仔，你来啦！”然后自个儿地去干活。外公家中排行老大，拉扯大的兄弟大多混出了名堂，有的混到公安局，有的混到北京城，有的甚至混到了台北。可是只有他一个人，依然留在那山沟中，守着他的老母亲。外公自己动手在那山中盖了一座偌大的石屋，并为各兄弟分配了一所房间，可是兄弟们长大后都陆续离开了。在外公弟兄们发迹后，各兄弟筹资在石屋几百米的地方为他们的母亲盖了一所像模像样的房子。于是，原来的房子就留给了外公和外婆，以及后来的外公一家。
外婆是外公翻过两座山背回来的，在外公出去干活时，外婆很少与他人交流，总是一个人呆在那黑暗的房间里烧着柴火。外公盖的那所房子，除了屋顶几乎都是用石头堆砌而成，大门有两石狮子，从大门而入可看见一口天井，阳光从天井上方撒向四面房屋，因为山中雨水不断，天井中也便绿苔成荫。也许是因为外公当初弄这房子时，并未考虑很多，除了有天井的这间正屋之外，其他两边各房间都只留有小小的窗户，所以白日也觉得阴暗如黑夜。如此，活动的人们大多呆在天井这边话家常，天黑之后再各自归去。那时外婆家吃饭在西北屋，东面的房屋因为见光多，原来是外公家中其他兄弟妇孺居住的，后来搬走之后也便一直空着，只是在来客之后再让其居于此，西南角的屋就成了外公外婆的卧室。房屋中各房间是连通的，年幼时常喜欢玩从这房间偷串到另一房间的捉迷藏，可是西南方这房间却是很少去。一直到外婆过世时，因为需要跟着法师走遍每一房间，才算踏足了这终日不见阳光的角落。可如今想起来，这房间依然让我心有悸动：开门就是山脚下，房门几乎被树木侵占，并专门连通了一条通往厕所的通道，屋中一角落生有火堆，另一边则是老式的木床。多年后我才知，这是因为外婆有不知所以的妇科病，需要常跑厕所，所以才如此打通。
外婆临终前一年，好似感觉来日不多，所以唠叨着要去到她各子女那里住一段日子，可是因为外婆本身已经犯病日久，再者她的子女们在外混的也不理想，养活了的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儿子在身旁，另外两个儿子无所成，小女儿嫁了一个性情冷淡之人，大女儿的我母亲嫁来几十里之外。无故，我母亲听说后，还是把外婆接来家住。那时，大姐在忙着升学，已然不再亲近外婆了，并且由于外婆的病，总是要占着厕所，所以大姐便嫌弃外婆，言语间总是数落着外婆。没住多久，外婆就搬回去了，那也成为和外婆的永别。
母亲和亲戚们说起外公外婆时，总是会开玩笑地说，“我那丫老子和娘老子啊，是最憨的。”母亲说这话大概是基于如下事实。在外公的诸多兄弟中，都算有所成就，连同他们的子女也成为“城里人”，唯有外公家各子女，却一直在城市边缘徘徊，两小舅一直居住在城市郊区，为城里人提供服务；小姨当年为了能弄一个城市户口找各种关系然后砸锅卖铁；而大舅也是直到最近几年才离开那山沟，搬去城里。我直到高中毕业之后才有幸去了一趟公安局，也第一次入了在公安局姥爷的家门，可是那种森严感却是让我如履针毡。也许我本就是个乡村野夫，只能习惯于这种山野村土，而至于北京的大爷和台北的姥爷，外公身前不曾多提，生后作为其外孙更遑论有所交葛。
外婆因病离世，同一年外公也相继离开。外婆和外公的法事我全无印象，可是躺在棺材中的外婆却一直出现在我往后岁月的梦中。也许那是因为年幼的我第一次见着横在棺木中的人，一个人，一具尸体，就这样横着，脸色苍白，浑身冰冷，怎么叫喊都也没有了回应。我怕极了这种情景，往后的日子，我再也不敢靠近棺木。可是，死亡，却如一把剑悬于头上，稍不留神，就从此人鬼两路了。
外公和外婆逝世后，因为那座旧屋没人居住，也不再适合居住（据大舅说，把牛圈养在那屋下，都会无故病殃殃），所以便拆掉了。如今看的见的就是那口天井和西南方向那棵大的松树了。外公没有留下什么印记，所以做梦都不曾会遇见，外婆留有一张和我们全家的相片：我穿着开裆裤坐在外婆腿上。据母亲回忆，我小时候总是喜欢往外婆家里跑，可是由于相距太远，走到半路上时就迷路了，害的家里人天黑了要到处找我。等到我稍大些，认得路的时候，外婆已经不再了，人生是如此让人颓丧，我想要去的地方已经没有了我想要见的那个人了。
我甚至不曾记得我有喊过“大嗲”和“细嗲”。
